文化散文：被误解的作家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沈从文墓碑文
沈从文是位颇受争议的作家。在他的一生中，他的命运没有像鲁迅那样平坦，有过多时的寂寞、孤独和辛酸。他曾被人误解、歪曲长达半个多世纪，甚至现在还有许多在误解他。他的学生汪曾祺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沈先生是一个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的作家。现代文学史里不提他，或者把他批判一通。沈先生已经去世，现在是时候了，应该对他的作品作出公正的评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里给他一个正确的位置。”
沈从文是中国文坛上的一匹黑马。无论是出身地位，还是知识学历，他都比不上鲁迅、胡适、巴金等人，他不仅是文坛上的“乡下人”，也是文化界的异端者。这种特殊的身份，给他的生活带来诸多麻烦。所以，沈从文遭受了很多人的误解和歪曲。鲁迅、丁玲、郭沫若、刘文典……这些文化大家都曾误解、瞧不起沈从文；后来由于受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沈从文成了“反动作家”，更不被人所理解。汪曾祺总结了沈从文被人误解的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说他“不革命”，二是说他“没有表现劳动人民”，三是说他“美化了旧社会的农村，冲淡了尖锐的阶级矛盾”。
被鲁迅误解
沈从文自称“乡下人”，他的人生旅途充满传奇色彩。他能走上文学道路，大抵和郁达夫、徐志摩、胡适等人有关。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这些文化名人成就了沈从文的人生轨迹。1922年夏天，沈从文第一次来到北平，开始他的梦想之旅。1923年冬天，沈从文通过文稿认识了郁达夫。在北大的郁达夫亲自请他吃饭，饭后，郁达夫拿出５块钱付了账，将找回的３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还将自己脖子上一条浅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来，披在了沈从文的肩上，鼓励他好好写下去。慢慢地，沈从文认识了胡适、徐志摩、杨振声、朱光潜等文化名流。后来，在徐志摩和胡适的帮助，沈从文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
沈从文在北平期间，主要以写作谋生，但名气一直不大。北大教授林宰平先生看到沈从文以“休芸芸”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后，还将他误认为学生：“
……芸芸君听说是个学生，这一种学生生活，经他很曲折的深刻的传写出来——《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因为这篇文章，沈从文认识了林宰平先生。后来在林宰平先生的帮助下，沈从文去香山慈幼院做了一名图书馆员，也算在北平有了安身之所。
沈从文与鲁迅搭上关系是因为丁玲的缘故。1925年4月30日，鲁迅收到一封署名丁玲的来信。丁玲在信中说要独自离开北京返湖南，由于处境窘困，写信向鲁迅求援。不料，孙伏园看了信后，对鲁迅说笔迹很像休芸芸（即沈从文笔名）。鲁迅向来多疑，便信以为真，认为沈从文以女人身份与他开玩笑，让他非常生气。这之后，鲁迅在与朋友交往时，常常会提起这件事。沈从文得知鲁迅的误会后，也很生气，以至在鲁迅生前，沈从文不愿同鲁迅见面。当时的鲁迅是文坛泰斗了，他的话或多或少会社会产生一点影响，尤其是对沈从文这样刚刚出道的青年文人实在是一种打击。后来，事情经胡也频证实，鲁迅虽消除了误会，但还有一种隔阂。鲁迅只是在日记中说了句“即不是休芸芸的鬼”，没有表示歉意。从此，两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鲁迅晚年的时候虽然承认沈从文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但在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没有收入沈从文的作品，将胡秋原和沈从文是“自由人”、“第三种人”。看来，鲁迅误解的不仅是沈从文的人品，连他的作品也被误解了。
被同事误解
沈从文凭借几篇发表的小说，当上大学教授，在当时令很多惊讶羡慕。尽管如此，沈从文的身份地位却依然被一些人看不起。
1929年8月，在文坛上初露头角的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被胡适聘为中国公学讲师。这个只读过小学的作家，他主讲的却是大学部一年级“小说习作”、“新文学研究”等选修课程。沈从文从未教过书，在上第一堂课之前，他准备了丰富的资料。来听课的学生很多，大都是慕名而来的。沈从文走进，只见台下坐满了黑压压的一片。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的脸憋得通红。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沈从文用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内容全说完了。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没费什么工夫，师生们就查清了的全部档案：沈从文，湘西凤凰人，十四岁高小毕业后入伍，二十岁左右开始文学创作，在中国文坛小有名气。这个风波最后由胡适来了结，胡适笑着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沈从文到青岛的山东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不像在中国公学第一次讲课时那样生疏和窘迫了。
最瞧不起沈从文的恐怕是刘文典。1937年开始，沈从文担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由于西南联大的教授大都是留学回来的，而沈从文却出身穷乡僻壤的湘西，只念过小学，是属于自学成才的“土包子”学者和作家，没有西洋与东洋“海龟”的神气。在昆明时的沈从文由于辈分较低，加之生性腼腆，不轻易与人争论。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这样回忆道：“沈从文没有任何学历，到大学当了教授，往往受到学院派的白眼，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钟书先生都是这样。”刘文典曾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有一次警报响起，刘文典挟着一个破布包，从屋里蹿出来就往郊外的山野方向逃窜，路上正遇上沈从文夺路而奔。刘文典顿时火起，便停住脚步，侧过身对沈从文大声骂道：“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什么用都没有，跑什么跑啊！”沈从文无语，恐怕内心所受的伤心却是最深的。
解放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除了鉴定文物，还当了讲解员。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沈从文有一段话，就是写他当时的情形：孤独、伤感和无望。
被朋友误解
沈从文的朋友大都是文学朋友。胡也频和丁玲是沈从文在北平的时候认识，后来就成了好朋友。大概是年龄相仿和境遇相似的缘故，沈从文一直把他们当作最好的朋友。胡也频和丁玲在20世纪30年代都被国民党被捕过，沈从文既写文章为他们申辩，又多次找人帮忙营救。胡也频的遇害后，丁玲又遭绑架，下落不明，沈从文写下怒火万丈的《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的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除此之外，沈从文还多次参加营救。但是，沈从文与丁玲又是怎么闹翻的呢？我想，这大概与丁玲对沈从文的误解有关。
沈从文与丁玲的分歧从是《红黑》停刊开始的。《红黑》停刊后，沈从文去了中国公学教书，丁玲则则以火一样的热情和嫉恶如仇的目光，对待使她不满的生活和社会。后来，丁玲去了延安，追求的是革命的文学，成为一个坚定、热情、粗犷的女作家。1949年丁玲重返北平，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文协（全国作协前身）副主席，此时的她成了在海内外声名显赫的人物。沈从文却成了不合时宜的人物，其处境当然没法跟她相比。
丁玲到北平后，沈从文非常高兴，马上前去拜访。然而，这次重逢，却使他们感到失望。丁玲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热情，她显得冷淡，像是礼节性地接待客人。见面时，沈从文向丁玲提出求助，她也只是淡淡地敷衍几句。1957年，丁玲被打成“右派”，一直为自己辩护，她认为自己的革命信念没有丧失，认为她比沈从文要革命：“沈从文一直被认为是右翼文人，我也比你右翼文人革命，不愿和你这样的人交往。”20世纪
60年代，在一次文代会期间，丁玲走出会场，沈从文在路边等着要跟她打招呼，丁玲不屑一顾的没有理沈从文就走了。
丁玲晚年的时候，把自己的政治节操放在一切之上。为表达自己的高尚节操，丁玲就拿沈从文1933年写的《记丁玲》来批评他。丁玲认为沈从文写的事情不符合事实，甚至是“低级趣味”和“下流”，原因就在于丁玲把文章中的丁玲、胡也频、沈从文三人“同住”理解为“同居”，有损她的尊严。作家严文井回忆，他有一次去看丁玲，就对她说：“人家那么可怜，你何必再捎上一笔呢？”丁玲听后马上激动地说：“你可不知道，他写我们三个人睡一个被窝！”由此看见，两人的隔阂是如此之深。
被人民误解
沈从文崇尚的是高雅的文艺和自由精神，追求的是世间的美。早年的时候，沈从文就说：“这世界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就创造而言，沈从文向往的是一种纯粹的写作，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里说：“我不轻视左倾，却也不鄙视右倾，我只信仰‘真实’……争论谁是正统原近于精力的白费，毫无裨于事实。若把文学附属于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之下，而为其控制，则转动时代的为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文学无分，不必再言文学。”沈从文的思想显然是超前的，但与人民大众的思想却一直有着距离。
沈从文的人生转折点是从1948年开始的。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出版的第一期《抗战文艺丛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斥反动文艺》的文章，文章充满战斗性，给朱光潜、沈从文、萧乾等人画像，分别被骂成红、黄、蓝、白、黑的作家。沈从文成了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是个“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
沈从文显然已经预料到了未来的命运。他常常喃喃自语：“清算的时候到来了！”“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他给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信中这样说过：“北京傅作义都已成瓮中之鳖。长安街大树均已锯去以利飞机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据过往恩怨，我准备含笑上绞架……”1949年3月，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有人指使学生们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重抄成大字报，并贴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沈从文先前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人民已经开始否定他的作品，他一下子成了“人民公敌”。
1949年是沈从文极为苦痛的一年，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1949年9月8日，他在写给丁玲的一封信中说：“已深知个人由于用笔离群，生活离群转成个人幻念。涉于公，则多错误看法，近于病态而不健康；涉于私，即为致疯致辱因果。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但要说即能十分积极运用政治术语来表示新的信仰，实在一时也学不会。……为自己，我已痛苦挣扎了近四十年，永远为独自作战，实在太累，得休息，也不为什么遗憾了。”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的“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梁实秋在《忆沈从文》一文中说：“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这一被人民误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几十年的事情。这个代价，谁能担负得起呢？
解放后，沈从文先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到文革的时候，他又被重新揪出来批判，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1985年，有很多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情，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顿时，83岁的老人竟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纵观沈从文的一生，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监守自己的人生信条：“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这个信条，沈从文几乎坚持了一生，却了换来了悲喜交加的一生。
这个被误解多年的作家，相信在未来，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