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一带的人都说：好人不在世。村里的捉蛇佬死的时候，他们也如是说。

我并不知道捉蛇佬算不算得上是一个好人，那时我刚初中毕业，不大谙世事，有点懵懂。只是当我挑大粪上坡的时候，有一次碰到捉蛇佬，他见我吃力难上，二话没说，帮我挑到了岭头。当时我确是从心底里感激他。据村上的人说，这样的事，捉蛇佬是常在那里做着的。

    捉蛇佬其实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诗文。这似乎和他的农民身份有点沾不上边，但他一点也不觉得，因为他根本不懂这名字的本质含义，斗大的字他还不认得一箩呢。他的父亲当他还在娘肚子里寄生时就弃世了，他自己也说不清他这名字是谁取的，周围的人当然更无从得知了。诗文从小到大活得很苦，到三十左右的时候，好不容易混上个媳妇，接下来的三年给他下了三个蝌蚪似的男孩，使得他连气也喘不过来，生活更加艰难。妻子在家烧烧饭、带带孩子。家里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人的衣裤尚勉强可以遮体，孩子则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光腚的日子占其大半。冬天到时才从邻居家要一点破衣烂裤，稍为缝补一下，给孩子挡一挡严寒。所幸的是他家还有一间祖上留传的破屋，为他一家人遮风挡雨。

    当七十年代末时，我们村那满地爬着的大蛇变得值钱了，蛇毒和蛇胆均可入药，听说尤其那能致人死命的蛇毒，更是名贵无比，和黄金一般值钱。只是乡亲们对这被称之为长虫的大蛇的惧怕与生俱来，提起它都会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相遇于道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将其打死。没有人会想到去抓它来换取谋生的票子，也不敢去抓。只有诗文是穷极无怕，认准这是一条能够改变家庭境况，使全家人有饭吃的捷径。于是，他在参加集体农业生产劳动之余（当时的生产队是不允许擅自缺工的），拿着编织袋，出没于荒坟野地之间，干起了捉蛇的行当。这捉 蛇的活是冒险的，社员们戏称之“拿生命开玩笑”。一次，诗文在捉 一条蕲蛇时，不慎大拇指被咬，他深知这种蛇的利害，毫不犹豫地用刀削去了大拇指。诗文虽然失去了大拇指，但迫于生计，他仍然乐此不疲，只是?蛇时比以前更加小心了。此后，他再也没有被大蛇咬过。他的家境渐见好转，由村里的赤贫户变为中等，老婆孩子的衣着也一天比一天光鲜，只是诗文的衣着依然如旧披一件缀满补丁的上衣，终日在山野间晃荡，为生计而奔波。

    久而久之，诗文的大名在乡亲中没见人叫了，取而代之的是“捉蛇佬”的称呼。这倒也名符其实，诗文的家里摆满铁丝做的笼子，里面关满了大蛇，等待蛇贩子上门收购。

    岁月悠悠，世事实难预料。当我真诚地为诗文祝福时，他却意外地死了。而且我亲眼看到了他的死。那是一个夏天，夏至刚过二天，中午，我利用午休时间去自留地上为番薯锄草，路过一个蓄水库，见诗文和他生产队上的二十来个社员坐在水库前的柏树荫下乘凉闲谈，我便也参与其中。这天出奇地闷热，没有一丝风，树上知了的声声鸣叫，更衬出这夏日的难熬。社员们在天南海北、鸡毛蒜皮地神聊后，话题便扯到了眼前的水库上。这是一个不大的水库，严格地说，是蓄水池，因为没有地下水或山水纳入它的怀抱，它全部的积水是靠抽水机从一公里外的溪塘里抽水送入水池，以备天旱时灌田。因此，池水不是很深，顶深处也只有五米左右。在水库的南边角上，从西岸到东岸，均各有一株小柏树，相距约有三米。话题便是从此开始的，悲剧也由此发端。不知谁开的头，说是两株小柏树间有多少距离，不会游泳的人能不能由水上从这株柏树到那株柏树。议论者自然分成两派，一方的人说，这一点点距离准行，另一方的人则说，不会游泳的人肯定不行。诗文不会游泳，但他坚信凭着自己一米八的个头，结实的身体，当然能够横渡这不起眼的三米。双方的争论越来越激烈。于是，有人提议打赌。立即，争论双方各跳出一人。响应的一方当然是诗文。赌注是一包新安江香烟。当时的一包新安江香烟，只要二角四分钱，差一点的大红鹰只要一角三分钱，好一点的上游是三角六分钱。最好的要数牡丹烟了，当时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工资三十三，香烟吃壮丹。”诗文是没福气抽牡丹烟的，连新安江他也只抽过一支，还是人家送给他，他不舍得一次抽完，抽了三次，烟蒂也没有丢掉，放在旱烟锅上再抽。他一般只抽旱烟叶，有时嘴馋又遇兜里有几角钱，便买包大红鹰香烟来过过瘾。这次见有一包新安江可得，加上诗文又是一个天生的胆大，他便义无反顾地应战了。当他扑向水库时，他便走向了死亡。没有人阻止，包括诗文自己在内，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将会是一个悲剧。很多人相信诗文自己的话：我人这么长，一扑就过去了大半，再划几下就可以拽住对面的小柏树。一包新安江香烟是笃定赢的了。就没有人会想到过不去将会怎样。

    悲剧就此发生。诗文下水后只扑腾了一下就不见了。没有人敢下去救诗文，他长得五大三粗，像座铁塔，都说即使用郎头敲也很难敲死诗文。而生产队里几个特别会水的人当时都不在现场，二十几号人眼巴巴地看着诗文不再浮上来。当附近的做瓦老师拿着长竹竿准备搭救诗文，机会已不再出现。

捞上诗文的尸体是在一个小时后，他的肚子没有隆起，全身已发黑。有经验的人说，这是呛水而死，没救的。

    诗文就这样地去了，仅仅一包新安江香烟，二角四分钱。愚昧？无知？看着他的尸体，我的心里酸酸的，悲凉感倾刻袭满全身。

    三年后我考上中专，离开了家乡。在我求学的日子里，大哥来信时顺便告诉我，诗文的妻子改嫁到他乡去了，带着三个男孩。我想这是必然的结果，那种酸酸的感觉仍然浮上来，只是淡了些。

    学校毕业后，我天南地北地闯荡，领略了太多的世态炎凉，然后是娶妻生子，平庸地一直活到了现在。渐渐地已将诗文淡忘。今年清明，在回家祭扫了父母的坟墓之后，我忽然想起了诗文。大哥将我领到诗文的埋葬地，他的坟只是一个土包，没有墓碑，茅草高高地长着，荒荒的，很久没有人上坟的样子，他的妻儿不知身在何方？村里又有几人能记得有一个叫诗文的捉 蛇人呢？人生大抵便是如此了！

 

 ——本文入编《联谊报》社20周年文丛——《笔底波澜》(随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