亭旁暴动80年祭

 

陈祥麟

   

    80年，是个很短促的历史。可在人的生活中，80年前又会显得十分遥远；那时的事今天的人就很少知道细节，那时的事今天的人会觉得奇怪乃至不可思议。

走进2008，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80年前发生在亭旁的那场暴动。

 

一

 

    东海边有个三门湾，湾里群山连绵。在群山间有一片十几里方圆的开阔平壤，土地肥沃，溪流纵横，连接四方山区的道路在这里交汇，于是很早就形成了一个人口聚居的街市。据说，街市外的大路旁原有一个“着衣亭”。挑柴背炭赤膊赶集的劳苦山民，进入街市前到亭里边抹汗穿衣；衣衫褴褛的农妇，入市前到里边脱换上平日舍不得穿的新衣。在亭子旁形成的街市，就被叫成了“亭旁”。

    1928年5月25日深夜，亭旁山里大雨滂沱。在亭旁街几里之外的丹丘寺，挤满了秘密集结的来自四周山里的农民。他们或肩背土枪、火药枪，或手攥长矛、大刀，夜雨湿透了所有人的衣衫，一张张黑红的脸膛却依然熠熠生辉。前天午夜，他们已在这里集结过一次，编队后奔赴亭旁边上的任家村，袭击反动豪绅。鉴于土豪劣绅仓皇出逃，暴动计划已揭开，昨天，中共地下党团亭旁区委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了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指挥部，决定了今晚继续实施的暴动计划。

    潺潺雨声中，包定宣布了革委会决议、革委会和暴动红军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名单，然后对224名武装农民进行了编队。26日拂晓，趁着好不容易从乌云中挣出的一丝亮光，暴动红军襟挂红布条，高举义旗，在包定的指挥下，如猛虎出山，直扑亭旁。

    官僚地主、土豪劣绅闻风逃窜，他们家中的枪支被收缴，地契被焚烧。亭旁大街上顷刻到处是鲜红的标语和传单：实行共产革命！没收土地！打倒国民党！追随而来的农民挤满大街小巷……红军齐集城隍庙，在群情激奋的大会上，县委宣告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

    外逃的地主和豪绅四处告急。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为之震动！省政府、省防区司令部为之震动！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密令：严缉围剿！

    驻宁海的省防军迅速出动了！驻海门的省防军和驻临海的国民党军也紧急集结、出动了！驻海游的省防军连队也出动了！暴动队伍随即落入反动统治的四面合围、前后夹击之中……

    当时正是大革命失败时期，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的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刚刚在去年下半年相继发生。现在这里又冒出了个暴动，而且是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亭旁暴动给国民党统治造成的震惊和在全国造成的政治影响，绝非是今天的我们所能轻易体会的。但是，暴动的实际成果却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与前天夜里除“任家三恶”行动一样，红军开进亭旁前，计划捕杀的地主豪绅都逃光了，暴动失去了镇压反动派的作用。官军来剿应该是可以事先预料到的，而红军却非常缺乏有效的应对。先辈们的回忆告诉我们，当天下午，敌人还没到，暴动队伍就有三分之一已自行散去；海游来剿的敌连队尽管来敌仅30人而且不敢贸然突进，但暴动队伍还是力量不敌，经几个小时的抵抗后当天傍晚就撤出了亭旁；亭旁当天晚上就落回到反动统治手中。第二天，分散撤出的红军就再也无法有效组织反攻，仅南溪方面的一股人马在虎垅头阻击追敌一天，取得毙敌2人的实效。就这样，暴动队伍没能采取任何其他打击敌人或壮大队伍的行动，就迫于敌人围剿而全部解散，转入了地下。

    而因暴动付出的牺牲呢？红军领导和农会干部的房屋被捣毁，财产被洗劫，家属遭拘捕。继之，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革命据点宁海中学、亭旁小学等均被查封停办；农会、工会革命组织被勒令解散；严重的白色恐布笼罩了亭旁……总指挥包定、副总指挥任畴、策应亭旁暴动的珠岙红军临时总司令陈祥、党团组织和暴动骨干梅其彬、叶信庄、邵茂藩、包昭光、梅其广、王孝足、胡老邓等10人，都因为亭旁暴动而暴露身份，先后遭逮捕，被当即杀害或瘐死狱中。

    为了建立宁海中学、亭旁小学这些革命据点，为了发展、组建党团组织，为了组建农会、工会，开辟亭旁地区的革命工作，中共宁海县委和包定这些先烈花费了多少心血！至当年5月，亭旁全区党团员已发展到700多人，亭旁及其周边有十几个村成立了农会，开展了维护广大农民利益的减租、荒年平粜（即限制谷价，不让地主趁荒年歉收残酷剥削穷人）、清算祀产（祭祀的田产管理权大多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等斗争，并且取得了不少成果。本来，要是注重隐蔽和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发展到有充分的力量、有把握形成割据的时候才暴动，那是多好啊！

    可是，暴动了，仅仅224个人的队伍，其中还仅仅三四十支杂枪的武装就暴动了；没有一个学习过军事或有军事实践的领导人，队伍基本没做过任何军事训练就暴动了。计划过怎么抵抗反动政府调集的武装镇压吗？计划过守不住亭旁的话队伍怎么保存、怎么走下一步吗？从史料看不是没想到过，却也只是想到过而已，没有具体切实的任何计划，更没有预先的组织安排。

这显然是一场不该发生的暴动啊，却偏偏就是发生了。怎么会是这样！

 

    可是，我慢慢发现，“暴动不该发生”这样的话其实是不能轻易说的，暴动的结果也不是“失败”或“胜利”这么一个词语可简单评说。

 

二

 

    引起我对亭旁暴动关注兴趣的首先是《包定诗词抄》。

    这是一本印制粗糙的小册子，是三门政协1985年编印的非正式出版物。收入包定遗稿诗词128首。二十年前初次读到这册子时，我的感受完全可以用“震动”二字来形容。那时我对亭旁暴动只凭口耳传闻简单知道一点，关于包定这个暴动的首领，就想当然的以为那是个血气方刚、头脑简单的农村青年。读小册子我才知道想当然的完全错误。

    包定18岁时就被时誉称作“亭旁才子”，高小毕业就被本村的初级小学聘为校长。《诗抄》收入的诗词大部分是他21岁左右时的作品，大多描画家乡山水、农村生活和抒写男女之情，字里行间充盈着十分敏锐、细腻的丰富情感，萦绕着对流年易逝、青春空老、壮志难酬的忧愁和慨叹。读《诗抄》，感觉着作者杰出的文学才华和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一个秉赋优秀、才情横溢而又有着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青年形象深深打动着我。

    我发现包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的必然，那就是年轻包定的忧国忧民情怀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胸中块垒如山，心底激涌似潮。民国十年包定年仅21岁，但从他的《感时》中我们却可看到他面对现实，胸中块垒如山，心底激涌似潮——

 

    十载频传国庆歌，可怜今日尚干戈。

    哀鸿遍野鬼狐舞，烽火连天骄将多。

    蜗角功名同赵孟，羊头卿尉自萧何。

    书生未达澄清志，空忆当年马伏波。

 

    让我们看看当时亭旁一带的社会现实状况吧。据当时中共宁海县委致浙江省委的报告等有关史料记载，当时包括亭旁的宁海县，大小地主占有土地40％以上，属于寺产、祠产的10％土地也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账目从不公开；自耕农占有土地40％，占农村人口大多数的半自耕农、雇农占地却不到10％。农民年种麦一季，稻一季，每亩田仅能收谷二石至二石五六，麦一石左右，谷租却须交五分之三，所以半自耕农之家入不敷出，佃农须帮散工才能维持生活。穷人借贷，利率普通二分五，高的达三分甚至更高。“失业农民日甚一日，约占全县百分之十二，而南北二乡尤甚，大概流为土匪兵士等。”1927年，“因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之加多，苛税的加重（如牛捐、盐捐、加粮等等），农民已怒言沸腾”。

    包定不满现实社会的动乱和黑暗，痛苦着百姓的痛苦，而又深觉无可奈何。他自比“嗟麟嗟凤楚狂人，匿处林泉廿四春。”他期盼着改造社会造福人民的力量出现，却又不知道在哪里，于是不停地发问，一再地慨叹

 

    无奈中原离乱甚，问谁仗剑拯斯民？（《村居杂咏》）

 

    破浪雄怀，请缨壮志，空向心头触。（《念奴娇·深宵读罢》）

 

    国家的的动乱，百姓的苦难和自己的壮志难酬，是二十几岁的包定心中卸不下的沉重。这样的青年，接触马列主义后怎么不迅速成为一位革命者呢？1927年夏，他到宁海中学任庶务主任，马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宁海县委委员。同年11月受县委指派回亭旁，以小学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1928年1月中共亭旁区委成立后任区委书记，3月任县常委，负责宁海南乡（大致即今三门县）工作，发展建立农会组织和党组织，组织发动农民开展了抗麦租、要求加工资、反对增加田赋、实行平粜等经济斗争。革命，让知识分子包定胸中的蕴郁很快化作了英雄豪气。此时，三门湾里的蛇蟠岛就在他笔下化作了志薄云天的自己——

 

    浪花磅礴暗鸿蒙，夭矫神蛇起海中。

    石骨撑空芒射日，待看飞上扶桑东！（《又和蛇蟠岛韵》）

 

    革命是艰险的，送别战友时他心中不无惆怅，但依然豪情满怀——

……

    方今天下离乱秋，君家太息吾担忧。

    他日与君挥长剑，中原并驾骋骅骝。

    南北东西且莫愁！（《无题》）

 

    亭旁暴动失利后，敌人以千元重金悬赏缉拿包定。他同年转任中共天台县委常委，负责农运工作。在出现叛徒、党组织遭严重破坏之际受命任县委书记，坚持在天台地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此时，他心中依然充满反动统治必败、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于工农翻身的美好展望 ——

 

    赤城山上晚霞眠，落日余辉映碧天。

    荒村新犊哞坡上，孤树寒鸦噪涧边。

    灰黄衰柳临风抖，苍郁劲松迎雪坚。

    红旗插遍台山日，喜看万民忙分田。（《赤城山晚眺》）

 

    坚定的信念，革命的内容，乐观豪迈的诗风，与毛泽东诗词何其相似！当我重读包定诗词时，伟人毛泽东的形象就一再在感觉中出现。我感觉到诗人毛泽东与诗人包定在诗风、诗的格调和诗人气质上的全面相似，就禁不住地想，亭旁暴动发生在秋收暴动仅半年之后，当时包定要是能与毛泽东建立起联系，亭旁革命的结果又会怎样？

    包定，是穷乡僻壤难得出现的俊杰和人才，如果历史给予机遇，那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物！当我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因亭旁暴动而牺牲的烈士群体时，我又发现，那里多的是青年才俊。包定、陈祥、任畴、梅其彬、叶信庄、邵茂藩、包昭光、梅其广、王孝足、胡老邓等十烈士，暴动时年龄最长32岁，最小16岁；牺牲时平均年龄仅25.3岁。十分年轻的生命，却都有着不同凡响的心胸！陈祥毕业于省第六师范学校，任畴、梅其彬、叶信庄毕业于省立六中，梅其广毕业于宁海中学，10人中有6人都是小学校长或教师。这些学校毕业在当时的台州乡村是十分高的学历，小学教师也是一般百姓眼中很优越的职业。可是他们为着社会的不平、为着心中的理想社会，甘愿舍弃一切包括生命。梅其彬、叶信庄的事迹尤能让人洞见这些英烈的伟大胸襟：

    梅其彬出身于南溪村生活优裕的地主家庭。他革命首先从自己家里革起，带头减租，送缴田契，出钱出粮资助革命，把自己的家变成了革命的联络站和招待所。叶信庄是湫水下叶村人，在地方上有强硬的宗族关系和姻亲关系。在革命斗争中，他先后清算了自己伯父历年侵吞的祀产财物，剥夺了他的管理权，又清算了自己岳父历年管理的湫水寺租谷的账目，剥夺了他的寺产管理权。

    传说陈祥聪敏过人，品学兼优，智勇双全；传说任畴读书成绩出众，有“少年拳师”之称，豪侠好义；传说叶信庄读书过目成诵，诗文援笔立就，为人倜傥不羁，有古义侠风，被乡人誉为“三国张松”；传说胡老邓为匪时劫富济贫，除暴安良……亭旁父老的传说不虚；只有有着强烈正义感，有着对穷苦者的悲悯心，有着一腔热血和自信的青年，才会激愤于世道的不平，才会齐集到革命的旗帜下呐喊而起！

    什么叫英雄？什么叫豪杰？因亭旁暴动而牺牲的他们就是！像包定、陈祥、任畴、梅其彬、叶信庄，这些怀揣主义信仰和救世宏愿的先烈，他们以年轻生命矗立起的更是圣贤的伟大！

 

    对烈士的了解和崇敬，把我引向了对亭旁暴动发生背景及其细节的关注。 

 

 

三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8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革命形势。

    1927年，那是中国近代史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本来，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运动的高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可是，蒋介石为了实现其政治独裁野心，同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密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紧接着，广州的反动派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封闭革命组织；蒋介石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汕头等地的爪牙以“清党”为名，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相隔仅三个月，“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又发生，汪精卫在经过多方布置之后，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裁制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并决定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讨论决定分共的问题。随后不久，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在关系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八七”紧急会议。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确定了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组织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会议尖锐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免除了他的总书记职务，选出了以瞿秋白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政治局。

    “八七”会议给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的“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年底“十一月会议”（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稚嫩的中央领导人们的“左”倾盲动思想系统化和理论化，会议错误判断革命进程和性质，将处于低潮的革命形势错误估计为高潮形势，决定了以发动工农暴动为核心的总策略以及一系列“左”的具体政策。于是，南昌起义队伍南下广州，与强大的敌军浴血奋战，九死一生，而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前敌委员会却集体受警告处分；秋收暴动在敌我力量悬殊、牺牲惨重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放弃打长沙，引兵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组织领导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却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为贯彻“十一月会议”精神，中央还制定了《中央工作计划》，派人巡视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布置这几个省以发动工农暴动为中心的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进一步推进了“左”倾盲动主义。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28年3月中旬，中共浙江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作出了《台属六县工作的决议案》。决议案批评“台属各县党部犯了重大的‘只和平发展组织，不肯发动斗争’的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省委扩大会议，认定浙江党的工作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前途。而且认定浙西、浙南……经过一个在短时间的准备和斗争的发展，应该是一个乡村暴动的前途。”

    宁海县委贯彻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武装部队，总部设亭旁；打算举行秋收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与周边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亭旁区的工作也从一般的经济斗争迅速转入以准备秋收暴动为中心的斗争。

 

四

 

    被省委调派为台属六县特派员的管某这时来到了宁海及亭旁。

    管原任中共温岭县委书记，他接到调令并按省委要求处理好有关工作，然后到宁海时已是5月10日，离亭旁暴动的发生总共才十几天。据有关回忆，管在5月15日主持召开的县委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亭旁、珠岙两区要提前发动武装暴动的主张。只因县委、区委大多数领导认为条件不成熟而反对，他的主张才没被实行。几天之后，他到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已取得胜利；已发动的抗麦租形势很好，反加粮呼声很高；而平粜斗争则因为地主豪绅藏谷不卖，平粜反而粜不到谷，缺粮农民非常忿恨，武装农民的情绪更为激烈。管某看到这些，就认为暴动时机已经成熟，再次要求立即着手组织暴动。县委、区委的大多数领导这一次接受了他的主张。于是，5月20日夜，在谷仓岭头集中了来自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的200多名武装人员，召开了暴动预备会议。会议讨论了提前起义事宜，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管打算在农历四月内发动暴动。

    这样，暴动就到了只需点火的契机。

    亭旁边上的任家村有地主豪绅任某二人，依仗有私人武装，反对平粜最激烈。5月22日，区委同意任家支部提议，决定调集农民武装70多人，乘晚上任家农会开平粜会时，闯入会场击毙二任。可是因为时值农忙，各地武装农民到约定时间只到12人。因为任家地主豪绅有快枪20多支，包定恐力量不敌，坐等至散会未敢下手。散会后60多名武装农民才到。归途上许多人责怪包定胆小怕事，“甚至有几个人说要枪毙包定以重纪律者，大部分武装农民含怨散去，不能制止”（据管某回忆）。实际上这已充分说明农民武装的组织纪律性之差，说明农民武装自身远未具备举行暴动的条件。可是，当晚马上召开的党团区委负责人会议却只注重保护武装农民的革命热情，仓促就决定了次日晚上重新到任家实行强攻式的捕杀“任家三恶”（增加一个对象）行动，并通过了管某的提议，把它作为即行发动游击战争的第一步。

    23日夜，武装农民集结了180人，但捕杀行动又不能说是成功的：三任全部逃走，收缴其武装的目的也未能实现，仅于愤怒之下放火烧了一家宅院。但是，暴动的枪声却就此打响。

    历史往往以一种偶然的面目出现。诱杀行动不成功，继以二次强攻捕杀行动，二次强攻捕杀又不成功，继以占领亭旁的暴动。从不成功的行动中一步步走向越来越大的行动，也走向越来越大的不成功。今天看来几近荒唐，可潜心体察当时，却能感觉又是非常地合情合理：一面是省委特派员的坚决贯彻省委精神，纠正县委“不肯发动斗争的错误”，积极推进武装斗争；一面是简单纯朴的武装农民的热血沸涌，越是不成功就越是激起强烈、焦躁的成功欲望。

    从管某一年后叛变革命、效忠国民党并到狱中指认革命者的卑劣行径看，他是一个缺乏坚定的革命信念的人。他当初急于举行亭旁暴动，完全可能有贪功求升迁的私心在作怪。但要知道，赶快发动武装暴动是以组织手段自上而下贯彻的一种“左”倾盲动，把亭旁暴动的牺牲和损失完全归咎于管某是失之简单浅薄的。我们知道，中央派上井冈山的先后两任特派员最后都英勇地牺牲于火线，但他们死前也都是中央精神的坚决执行者，毛泽东就因此而两番受打击排挤，井冈山也因此付出了血流成河的惨重代价。当年派到亭旁的特派员即使不是管某，也完全可能做出一样的决定，因为亭旁暴动的迅速举行，从根本上说是贯彻当时的中共中央以及浙江省委精神的结果。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今天似乎是执政者人人皆知的简单道理。可它是与亭旁暴动一样牺牲的成千上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得！

 

    包定实际是充分意识到暴动结果的——我的脑海中一经跳出这一感觉，就再也挥之不去……

 

五

 

    蒋如琮是南昌起义失利后潜回中共宁海县委工作的。据他回忆，管某第一次主张提前暴动，宁海县委、亭旁区委的大多数领导都觉得条件还没有成熟，怕“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他特别点出“包定、包昭华竭力反对”。而仅仅几天之隔，当管某再次提出时，包定却又同意了。这是怎么回事？看回忆是怎么说的：

    “这时赞成的人比第一次多了，梅其彬、梅其广和好些骨干都同意立即发动，次安（即包定）、昭华、信庄等同志觉得这一回比前一个月好，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显然，从管到宁海至决定提前暴动（即5月20日谷仓岭头会议）仅仅10天，管的两次提议仅几天之隔，其间没有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发生，形势没有发生变化，比前月好或不好都不是包定他们从反对转为赞同的原因。透露了原因的是回忆的末一句：“既然是省委派来的军事委员的命令，不能不顺从，动就动吧。” 

    我相信蒋如琮回忆的准确性，因为他自己先后两次都坚决反对，所以十分在意包定的表态，会留下深刻记忆。这一回忆告诉我们，管的主张很坚决，或者就是用“命令”，而包定是在上级领导权威的压力下才勉强同意的。

    有关井冈山的史料告诉我们，派上井冈山的中央特派员能把毛泽东—－秋收暴动队伍的直接组织领导者—－都排挤出领导层，那时的组织权威非常大。但是几天之隔就从“竭力反对”转为勉强同意，我感觉这里边还有其他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是，提前武装暴动的主张其实也符合了许多激进、焦躁而稚嫩的革命者的心态，包定同时感受到了来自下面的压力。或许，包定还想，现在只是原则上同意提前暴动，还不是决定具体日期，同意了再说吧。

    如果说这只是猜测，那么22日晚诱捕行动落空之后，武装农民对准他的无理怨怒则是明证。上有管某这样冒进的特派员，下有武装农民这样的怨怼，至此，包定即使想阻止也不可能阻止暴动的举行了。

    包定生于亭旁，长于亭旁，27年里几乎没离开过亭旁，他太知道亭旁。亭旁的党团组织以及农会组织、农民武装都是在他领导下组织建立起来的，他也很清楚自身力量的实际状况。我们无法起烈士于地下，但可以想见，他肯定担忧武装行动带来的后果。可是，一方面，在上述这样的上下两面夹持下他没法坚持反对；另一方面，革命的路应该怎么走，缺少革命历练的年轻包定也很难拿出主见。不搞武装暴动敌人就容许你这样革命革下去，容许你力量壮大起来吗？亭旁的地主豪绅们已经开始不满、出招抵抗了，国民党政府更是去年就已在全国范围镇压共产党、反对工农革命了，不开展武装斗争不要说不可能壮大革命的力量，就是当前的成果也难以保住！

    眼前就暴动，明摆着是以卵击石，造成革命事业的损失，支持革命的乡亲们的受难，弄不好遗臭万年。可眼前不暴动，也无非是日子有限的苟存，到时候还是无路可走。怎么办？怎么办？

    或许，也喜欢读读佛经的包定，这时想起过佛说的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伟大的革命事业，总得有许许多多人在危难之时的担当，成败、是非、功过，就让我担当吧！

    包定，就这样赞同了提前暴动，担当起了武装暴动意料之中的一切结果。

 

    亭旁暴动错在提前举行了吗？假如再过几个月，也就是原定的秋收再举行，就有成熟的条件了么？很难说。毛泽东组织领导的秋收暴动，是当时党中央的中心工作，领导力量该是充分了吧？条件、时机也该是成熟了吧？而我们知道，至少五千多人的暴动队伍最后是只剩下大约六七百人上的井冈山，上井冈还是改变原定计划的结果。南昌暴动的情形也差不多。如果以暴动队伍的牺牲论成败，这两个暴动则都是失败，如果以起始意图（攻占城市）论成败也都是失败。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武装的强大，只要你打，你就必得付出惨重的牺牲。而你不打吗？那么就等着国民党反动派来逐步“肃清”你。南昌暴动、秋收暴动能说是失败的吗？没有这两个暴动就没有共产党的军队，就没有中国革命的井冈山道路！

    就像婴儿的学走路，成人们分析的跌倒的原因总是对的，但不可能有婴儿按照这个道理学会了走路而不跌倒。要走路就要跌倒，要么就不要走路；跌倒不是错，而是必须的经历。中共党史习称为“左”倾盲动的那些牺牲，其实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避免的啊！

    亭旁暴动，那是追求光明的飞蛾扑火，那是面对强暴的英雄拔剑，那是书生的拍案怒起，那是行者的醉中打虎，那是受压迫者以生命为祭品的对天呐喊，那是如来入地狱、耶稣赴身十字架的神圣担当！

    包定，因亭旁暴动牺牲的先烈们：是你们生命的燃烧，让年轻政党在暗夜中找到了壮大自己、拯救民族的新路；是你们碧血的挥洒，将惊天动地的山魂海魄书写进了三门湾历史。你们的牺牲精神和浩气正气，将伴亭山亭水永存，将随着英雄时代的渐渐远去，越来越放射出人类精神的不朽光华！

纪念你们的丰碑矗立在亭山顶上，如长剑直指苍穹，你们看见了么？那是亭旁人民、三门人民对你们的最高礼敬和最深怀念。

   

    灵其不昧，伏惟尚飨！

 

注：陈祥，共青团珠岙区委书记、为响应亭旁暴动而组织的珠岙红军临时总司令；

任畴，亭旁暴动副总指挥、区革委会军事部长；

梅其彬，共青团亭旁区委委员、暴动重要骨干；

叶信庄，暴动指挥部和区革委会领导成员；                                                  

邵茂藩，共青团亭旁区委书记、暴动部队总务部长；

包昭光，共青团亭旁区委委员、暴动骨干；

梅其广，暴动骨干；

王孝足，共产党员、暴动队伍交通员。

 

亭旁起义

 

金贤德整理

 

    亭旁起义，发生于1928年5月26日，由包定、任畴、梅法金、邵茂藩等人领导。亭旁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八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影响下，中共浙江省委、宁海县委为贯彻“八·七”会议确立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方针，而发动的一次用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尝试。亭旁起义是浙江省第一次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准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并在省内建立了第一个地方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它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一）宁海党组织的创建和发展

 

    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全国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高潮。在大革命高潮影响下，在上海求学的宁海籍革命知识青年蒋如琮、林泽荣（即林淡秋）等先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夏，蒋如琮、林淡秋等先后从上海等地回到宁海，同进步知识青年章广田、俞岳、王育和等人办起“消夏社”，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扩大革命影响，他们积极奔走呼号、筹集资金，取得多方面的支持，终于在9月创办了宁海中学，同时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台属六县的第一个支部——中共宁海中学支部。支部负责人为蒋如琮、范金镳。宁海中学支部建立后，立即得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中共浙江党团书记宣中华的重视和帮助，同时也受到国民党右派和当地反动士绅的歧视和破坏。为加强革命力量，党先后选派了蒋益谦、林迪生等一批骨干来宁海中学领导党的工作。

    1927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成立，即派邬逸民、杨毅卿等来宁海负责党的工作。7、8月间，建立了中共宁海县委，邬逸民任书记，杨毅卿、许杰、包定等任委员。至1928年5月，全县已有6个区委、70余个支部、900多个党员。党组织遍布全县各地。

    为了开辟亭旁地区的革命工作，1927年下半年，县委派包定、叶信庄等回亭旁进行领导发动。同时，在省立六中（今台州中学）、六师读书的梅其彬、陈祥等先后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亭旁、珠岙一带从事革命活动。省委特派员、县委领导也经常到亭旁、珠岙等地指导工作。在县委重视下，1927年下半年，珠岙、亭旁、海游、高枧等地先后成立了党支部。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1月，省委派王瘦竹和县委领导杨毅卿等到亭旁帮助建党工作。1月22日，在丹邱寺召开了党团大会，成立了亭旁党团区委领导机构。包定兼中共亭旁区委书记；任畴、叶信庄、蒋周材、杨宏治、任少野为委员；邵茂藩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亭旁区委书记；梅其彬、包照光为委员。此后，亭旁区党团组织发展很快，到3月有党员320人，团员230人，至5月，全区党团员发展到700多人。包家、任家、梅家西山及其它多处党支部相继成立，其中梅家西山支部党员发展最多，达40多人。党团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为党领导的亭旁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亭旁农民运动的兴起

   

    在党团组织发展的同时，亭旁等地农民运动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包定、叶信庄、梅其彬、任畴等分头在包家、杨家、下叶、南溪、任家各村，以村小学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进行革命活动。到了1928年初，亭旁地区重要小学都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如包家桂林初级小学校长包照华，杨家亭山完全小学校长叶信庄、邵家湫山初级小学校长邵宜民、湫水初级小学校长鲍云、南溪大同初级小学校长梅其彬等都是党员、团员。另外在其他小学的教员、校长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他们结合当地的斗争实际，组织平民夜校、剧社、车灯会、茶灯会、狮子会等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利用多种形式宣传革命，发动群众。举办干部培训班，培养农民运动的骨干。在此基础上，包定在包杨两庄建立秘密组织“穷人会”、“壁虎社”，使长期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农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找到了斗争方向。许多农民群众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

    1927年农历十月底，包家村的农民协会首先在亭旁包家祠堂诞生。1928年以后，在亭旁“五庄”范围内：东面金坑、梅家、赖岙、南溪，南面芹溪、下吴、梅坑胡，西面上鲍、上蒋、任家，北面邵家、下叶、下路朱各村也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

    农民协会建立后，为维护农民自己的利益，同土豪劣绅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如原来地主、富商或囤粮居奇，或将粮食外运以制造粮荒的，农会就召集地主富农开会，勒令他们必须执行以下几项规定：（一）立即停止粮食外运，没有农会的证条，不得通行，违抗者粮食充公并罚款处理。（二）粮食必须实行平粜，粜出的谷价，要照去年收价。（三）提高短工工资（由一天大洋一角增加到二角）。

    叶信庄在湫水岙、下叶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号召农民打倒土豪劣绅，宣传“二五”减租，带领农民打开族仓，分掉稻谷。他勇于大义灭亲，于1927年秋（冬），发动下叶大房的部分农民，经过几个月的斗争，把他伯父叶高成历年侵吞祀产的大量财物清算出来，又把叶高成霸占祀产的管理权夺过来，交给几个公正的人按年轮管。1928年农历三月十五日，又发动岙内各村农民抗租，并于次日上午，清算了他岳父邵泳棠历年管理湫水寺寺产的帐目，还夺了湫水寺寺产的管理权，把收入作为湫水小学的经费。梅其彬在南溪，革命先从自己家搞起：宣传减租，自己家先减；缴田契，自己家先缴出。他家既是联络站，也是招待所和斗争的指挥部。革命同志来到他家，全家热情接待。他还把家里所有的粮食、银币以及其他东西都无私地用于革命。特别是为了搞武装，梅其彬等进行了大量工作。他们以胡仁喜等一批掌握武装的人为争取对象，进行教育改造，使其提高觉悟，投入革命队伍。由于梅其彬等同志的努力，当时能临时武装起百余人。武器虽大多数是土枪和火药铳，但也有少数步枪和手枪，重武器有猪娘炮一尊。这支武装是以后亭旁起义的基本力量。

 

（三）南溪事件

 

    农运的发展，农民们扬眉吐气，地主豪绅则提心吊胆，惊恐万状。他们经常集会密谋策划，讨论对付共产党的方法，有的甚至跳出来与农会较量。最典型的事例是清明节前后，在南溪发生的农会会员同地主直接武装冲突的“南溪事件”。

    南溪村封建宗族势力一向十分浓厚，但在梅其彬、梅其广、叶宝鉴等积极活动下，终于冲破了封建势力的束缚，农会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为了在该村办好大同小学，作为革命活动据点，梅其彬等要土豪梅长恕（直夫）交出被其长期霸占的族田60箩（折合24亩田）给大同小学作为校产。但梅长恕千方百计阻挠，还另设了吕才小学与大同小学相对抗。至1928年清明日，在梅长恕家吃清明酒时，地下党员、大同小学教员梅其慎在酒席上当面揭露梅长恕霸占族田的行为，梅长恕恼羞成怒，竟借以幼凌长之由，拔枪逼吓梅其慎。结果，激怒了百余名农会会员。第二天晚上，在梅其彬、梅其广的发动下，组织农民武装力量把梅长恕的院子围了个水泄不通。梅长恕雇来一批枪手固守顽抗，双方发生枪战。县常委包定得悉后，觉得情况严重，认为若处理不当，会导致在没有作好准备的情况下提前起义的可能，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偕同鲍善亲往南溪与梅长恕交涉谈判，要梅长恕交出60箩公田，但未达成协议。我武装农民继续围困梅长恕家二日三夜。梅长恕乘武装农民警戒松懈之时，于8月下午携枪逃走。

    事件发生后，谣言四起，传说敌军警将到亭旁“围剿”。参加斗争的农民则毫无惧色，他们积极准备，决心消灭来犯之敌。

 

（四）谷仓岭头会议决定提前起义

 

    1928年3月14-16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了扩大会议。随后，省委派王瘦竹来宁海，召开了全县各区支部代表会议，传达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决定成立武装部队，预定全县先成立一个总队，在亭旁、海游、高枧、桥头胡四处各组织一个支队，总部设亭旁。实行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打算秋收举行起义。并与天台、奉化、临海各县取得联系，以期建立浙东革命根据地，创造像海陆丰一样的革命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此宁海县委调整了亭旁党团区委的领导成员。包定任县委常委，负责亭旁区（宁海南乡）工作，任畴任中共亭旁区委书记，叶信庄、包照华为委员，调梅其彬任共青团宁海县委委员，从临海调入叶宝鉴任共青团亭旁区委书记，包照光、应振民（女）为委员。亭旁区的工作从一般的经济斗争迅速地转到以准备秋收武装起义为中心的斗争上了。

    由于地主阶段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清明前后又遇一年一度的青黄不接，农民买不到粮食，同地主阶段矛盾更趋尖锐。清明节南溪事件发生后，更加剧了矛盾。在此期间，亭旁区农会为了更好地领导农村抗麦租、给散工（临时工）加工资，反对加粮，实行平粜等活动，曾作出四项决议，布告全区。5月15日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召开党的县委扩大会议。当他了解亭旁、珠岙两区前阶段农运情况之后，就很肯定地指出，亭旁、珠岙两区将要由经济斗争转到武装斗争的更高阶段，必须以游击战争的方式造成割据局面。会上虽然对提前起义有争议，但会议还是在他主持下作出“亭旁、珠岙二区在各项斗争中，须走到武装斗争的地步”，“须迅速进到游击战争的阶段”，“编制农军及少年先锋队，”“扩大农会组织，加紧土地革命宣传”等项决议。县委扩大会议后不久，管容德、杨毅卿、包定等到亭旁了解情况。此时，亭旁散工加工资已胜利，抗麦租已发动，已经有胜利之可能，反对加粮呼声很高，而平粜则因地主豪绅因价贱而藏谷不肯粜，农民们因平粜反而籴不到谷，因此对地主豪绅异常愤慨。尤其是武装的农民，斗争情绪更为激烈。当管容德等看到亭旁农民的情绪和斗争积极性，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5月20日夜，在谷仓岭集中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约250人，由包定等主持举行了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会上决定：设立红军指挥部，推选包定为红军总指挥；拟订了起义的总纲领、口号；并要求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各区分头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会后，武装农民还乘夜就地进行军事操练检阅自己的力量。并计划于26日召集全区农民大会。管容德还亲自起草亭旁游击战争计划，打算于农历四月内发动起义。

 

（五）任家事件

 

    5月22日下午，任家支部负责人到区委报告，说要在晚上农会开平粜会时，准备把反对平粜最厉害的地主豪绅任禹玉、任友端诱入会场打死。区委和在亭旁的县常委包定都认为这样做可以借此壮大声势，鼓舞起义军的士气。因考虑任家支部无武装，而地主豪绅有快枪20余支，恐难达到目的，就决定调集各村的农民武装协助执行这项计划。因筹划不周，武装人员未及时到达，是夜行动未实现。准备于转夜去杀任禹玉、任友端、任升初，作为游击战争的第一步。任禹玉曾任国民党某师军需处主任，曾窃取巨额军饷，并带回一批枪支。任升初系讼棍，在南溪事件中，曾为梅长恕拟电报稿向国民党省政府告发，群众恨之入骨。

    为除任家三害，23日夜11时，农民武装180人先在丹邱寺集中，编队后于下半夜向任家进发。时天下大雨，武装农民浑身淋湿，但仍斗志昂扬。队伍到了任家，在包定指挥下，包围了任升初家。因任升初逃避未获。接着去包围大贪官大土豪任禹玉家，准备收缴其武装，因任禹玉房屋高大坚固，又有武装防守，无法突破。包定即令部队留下部分人继续围困任禹玉家，大部则转攻地主任友端家。先用大石头撞任友端家大门，未破。红军战士林宜横用木匠斧将大门砍了个大洞，由梅其广进洞，从里面把大门打开，农民武装一涌而入，此时任友端已跳窗潜逃，大家怒不可遏，就一把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时近黎明，大部分武装农民散回家去，留下的50余名武装骨干则整队往南溪去了。这次“任家事件”打响了亭旁起义第一枪，揭开了亭旁起义的序幕。

 

（六）亭旁苏维埃政权成立

 

    5月24日上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宁海县委特派员杨毅卿、县常委包定在南溪召集党团区委会议。鉴于起义事实已经开始，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及红军指挥部。由包定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兼红军总指挥，梅法金、任畴任副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五部，各部的负责人是：军事部部长由任畴兼，副部长胡仁喜，王显时；总务部部长邵茂藩；财政部部长包本开；运输部部长任少野，副部长邵宜民；交通部部长胡积玉，副部长杨成董。梅其彬虽未担任军事指挥职务，但实际参与了各部领导工作。会议还决定占领亭旁后红军指挥部设在包家村的地主包子聪家，战士驻扎在亭旁城隍殿。会后即派杨毅卿赴县委报告，其他同志分头准备。

    25日晚，亭旁武装农民224名，集中丹邱寺进行编队。除编30名为冲锋队，一连为主力连，其余按营连队组编制，归总指挥部指挥。由革命委员会主席包定宣布革命委员会决议，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讲红军的责任等等。当夜革委会讨论了关于占据亭旁后的一些问题。是夜大雨，大家衣服湿透，也全然不顾，个个摩拳擦掌，气氛异常热烈。

    5月26日拂晓，亭旁武装农民正式举起义旗向亭旁进军，当地土豪劣绅已闻风逃遁，未经战斗即占领亭旁，追随前来的群众有千余人。起义军军械大多为土枪、火药枪，快枪、手枪不多，其余则持红缨枪、长矛、剑等旧式武器。起义部队均以红布为号，干部左臂缠红布，战士大襟挂红布条，汇成一条洪流，齐集城隍殿。在那万头攒聚、群情振奋的大会上，县委庄严宣告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顿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第一面镰刀斧头大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升起。革命委员会向群众出示布告，主要内容是：亭旁区革命委员会实行共产革命，焚烧契据，没收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还向群众阐明革命的主张和政策，张贴了“打倒蒋介石”等标语，并决定逮捕反动豪绅（拟捕者有梅长恕、邵泳棠、杨雪亭等），向一般地主派粮派捐、收缴枪支。接着，在亭旁街举行盛大的游行示威。当时的亭旁街，到处是鲜红的标语、传单，群众欢欣鼓舞，拥护革命政权，纷纷要求参加起义部队。

    在亭旁举起义旗同时，根据县委起义计划，宁海桥头胡、梅林一带也组织了六七百人农民武装，进行编队，发给臂章、符号等，买来20余支土枪、步枪、手枪。在起义前夕，专门在梅林村边的团空山地方开了三四百人会议，商议参与起义事宜，并派出交通员与亭旁取得联系。

    5月26日夜，珠岙等地获悉国民党反动派要向亭旁进犯。27日，珠岙、桑洲、前童、天台洪畴戴、欢岙，临海大田、两头门等地千余人汇集于珠岙街，声援亭旁起义。晚上，在珠岙叶家祠堂举行集会，珠岙区委负责人陈祥等发表讲话。会上农民武装一致推举陈祥为珠岙路红军临时总司令，并决定从背后袭击围攻亭旁的国民党军队。队伍走到洋顺接到亭旁红军已撤出亭旁、各路农民武装就地疏散、待令行动的命令，珠岙路农民武装也就地分散隐蔽。

 

（七）“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

 

    在亭旁农民起义的枪声打响以后，亭旁区的所有官僚地主、土豪劣绅均闻风外逃，包子聪、任禹玉、任友端、杨雪亭等急忙分别向国民党省政府、省防军司令部及宁海县政府告急。宁海县长黄懿范得知消息即密饬南乡驻军、警侦追缉并电求国民党省政府、省防军司令部增兵，进行“围剿”。国民党省政府为之震动，主席何应钦密令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红军。

    5月26日省防军第五团（驻海门）和临海的国民党军集结临海的车口、东塍等地准备进犯亭旁；宁海的省防军已向亭旁进发，驻海游的省防军郑俊彦连也蠢蠢欲动，亭旁处在夹击之中。下午4时，革命委员会和红军总指挥部获悉情报，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认为当天部队秩序较乱，起义领导成员和红军战士为准备这次起义已一连四夜没睡，恐难指挥防守及作战，故决定有计划地将部队撤至亭旁附近。但当晚撤退之令还未发布，武装人员就已散去三分之一。

    5月27日黎明，从海游来的郑俊彦连30人向亭旁窜来。但敌军慑于红军的声威，虽弹药齐全，却逡巡不敢贸然进犯。后获悉红军已离亭旁，才鼓噪而入。敌军侵占亭旁街后，强抢豪夺，喧嚣一时。主动向南溪方向撤去的红军精干力量，在梅其彬、叶宝鉴、邵茂藩等率领下，决定迎战敌军。他们分路去调兵，一路至南溪，一路至上模、陌更，一路至板沸，另一路至寺前岩。并共同约好等上模这路红军集中陌更后，以火炮为号，各部齐取亭旁。假若敌军先我而动，即约定几路起义军互相支援应敌。下午上模一部红军抵陌更、狮子岭时，即先与从亭旁来犯的敌军接火。因板沸方面武装未来包抄，上模红军即退据虎陇头扼险阻敌。敌人见我兵力单薄，猖狂追来，可惜当敌人尚未进入伏击圈时，有的战士看见敌人即先开枪，暴露了目标，未能得以痛歼，仅毙敌2人，伤1人。敌军见红军固守山头，只在山下猛烈开火，而不敢向上冲。直至天晚，敌军不敢恋战，旋退回亭旁。次日晨，部分敌军又从亭旁潜来南溪，向我驻守在上马攀山头的红军进犯，亦未得逞。后来。临海方面的敌军由金坑岭抄袭亭旁起义军的后路，使红军腹背受敌。在敌人大举进攻下，红军弹尽粮绝，为了保存实力，指挥部决定将红军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28日管容德、包定和县委其他领导撤到珠岙。当夜县委召开珠岙区党团区委会议。29日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总结亭旁起义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当时形势，会上县委多数同志与管容德意见不合。经过争论，会议一方面作出派包定等回亭旁“继续游击战争”的决定，另一方面决定改组革命委员会，党团县委建立秘密机关，各区一律设秘密机关，待机重新起义。退据在大尖山上由梅其彬、叶宝鉴、梅其广等率领的20多名红军战士，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些日子，都转入了地下。最后，亭旁起义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下失败了。

 

（八）白色恐怖压不灭革命火种

 

    亭旁起义失败后，敌人对参加起义的党员，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包定、陈祥、梅其彬、叶信庄、包照光、梅其广、任畴等在起义失败后离开宁海，先后被捕遭敌毒手。5月27日，联络员王孝足、红军战士胡老邓在亭旁街惨遭杀害，砍头示众。邵茂藩被投入监狱。梅其彬叔父梅连江因平时支持侄儿革命，在大尖山前头庵被捕后，被打穿手腕押至海游街示众。接着各红军领导及农会干部的房屋被捣毁，财产被洗劫，家属被拘捕。县委主要领导及蒋建人、许杰等党员和赵平复（柔石）、俞岳等进步人士均在极度艰危的情况下脱离险境，易地斗争。反动豪绅包子聪、杨士燮等还组织“保卫团”，镇压农民的反抗。农民如有拖欠租粮或对反动政府稍加议论的，即被诬为共产党而遭逮捕。

宁海中学，亭山小学在起义失败后遭到解散，接着农会、工会、妇女会亦被勒令解散，白色恐怖笼罩着亭旁，人民群众又重新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亭旁起义虽然在敌人的镇压下失败了，但它作为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动的数百次武装起义的一次，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产生了广泛的革命影响。中共中央高度肯定了亭旁武装起义。这次起义爆发在革命低潮时期。是我党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的一次伟大实践，为我党积累了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亭旁起义造就和锻炼了干部，播下了革命种子，为我党以后在这一地区进行革命斗争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抗战时期，共产党组织在亭旁率先恢复活动，亭旁以至三门县境内先后有金光、肖木、陈人雄、杨湘君、俞圣祺、骆风、章宏、章宏珊等20余人奔赴各大抗日战场。解放战争时期，活跃在亭旁山区的台属游击队是台州境内第一支中共武装，曾配合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于1949年2月17日解放了三门县城和亭旁重镇，成为全省第一个解放的县。

 

 

5月26日，三门革命史上最值得铭记的日子

 

作者：邵毅军

   

    5月26日，这天也和其它的日子一样在岁月的长河中流淌而倏忽就不见了，但作为三门人应该记住这一天，并且纪念这一天，因为这一天在三门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迄今为至最富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亭旁暴动。

 

    亭旁暴动发生在八十年前的这一天。这次暴动与当时的大革命洪流汇集在一起，滔滔滚滚，足以记入现代革命史册。在那血雨腥风、风雨如磐的年代，在那大革命风起云涌、如火如荼的时期，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年青共产党员，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三门亭旁组织发动世代贫穷的农民起来造反。起义的领导组织者胸怀大志、满腔热血，与反动统治者不共戴天，他们奔走着，呼号着，为了世界大同的到来，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然抛弃。世代被压得趴在泥地里的农民，一旦觉醒，就发出气吞山河的威势，他们臂缠红布条，扛起了锄头草耙，拿起了长矛大刀，如猛虎下山，直扑国民党反动派盘踞的重镇——亭旁。那些平日威风八面、不可一世的官僚地主、土豪劣绅闻风丧胆，鼠窜而逃。这一天的亭旁出现了史无前例的闹腾，“实行共产革命”、“打倒蒋介石”等革命标语在墙上赫然贴着，鲜红的传单在天空上飘扬着、在人手里传递着，起义的领导者在忙碌着、在宣讲着，扬眉吐气的农民挤满了大街小巷，在呼喊着、在欢庆着。这一天，这支被领导组织起来的农民——红军聚集在亭旁城隍庙举行大会，在群情激奋的大会上，县委宣告解散当地所有反动机构，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从此，浙东第一个红色苏区在三门的穷乡僻壤亭旁诞生，浙江第一面镰刀加斧头的红旗在亭旁上空飘扬。这一场暴动引起了反动统治的万分惊恐，他们从四面八方调兵遣将，疯狂地对革命势力进行反扑。寡不敌众又武器极差的暴动队伍遭到敌人的残酷围剿，只得解散或转入地下，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无情地扼杀。

 

    但是，革命的种子已经播下，将会生根、开花、结果，革命的火炬已经点燃，恶风猛雨是扑不灭浇不息人们心中的火炬，革命的红旗已然在亭旁的上空飘扬，她映红了浙江的山山水水，获得了“浙江红旗第一飘”的美誉。从这里走出了一些怀揣主义、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他们是：包定、陈祥、任畴、梅其彬、叶信庄……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为了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他们甘愿抛头洒血，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这些革命圣贤为我们矗立起一座座庄严巍峨的革命丰碑，让人哀悼，让人悲壮，让人景仰。亭旁暴动给三门革命树立了前进的航标。三门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奋斗，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终于使三门成为浙江第一个解放的县。亭旁暴动燃起的革命火炬，一直在辉耀人间，洞烛天地，给广大穷苦百姓带来温暖、带来希望，给无数的革命者增添信心、指明前程，她和全国各地的革命圣火一道，势成燎原，直至在中华大地彻底驱除黑暗。

 

    二十年前的这一天，三门县委在亭旁隆重举行纪念亭旁暴动的活动，亭旁的鹤山上矗立起亭旁起义纪念碑。碑的底座由黑色的大理石砌成，碑身由黑色大理石贴面，正中镌刻着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题的“亭旁起义纪念碑”七个红色大字，笔力遒劲。整个纪念碑像一把“刺破青天锷未残”的利剑直刺云霄，象征着起义英雄们气贯长虹、壮志凌云。纪念碑的周围植有冬青翠柏，象征着亭旁暴动永载史册，革命先烈万古长青。从这一天起，亭旁暴动得到更有力的宣传，革命先烈的精神得到更好的弘扬。从这一天起，四面八方的人们时常来到纪念碑前，在碑前肃立默哀，追念农民暴动，缅怀革命先烈。从这天起，在亭旁陆续建起了一些纪念亭旁暴动的馆所。1993年，在亭旁街建起了亭旁起义纪念馆。馆的大门上方一块匾额赫然写有“千古英烈”四个大字，厅内有一屏风，写有张爱萍手书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七个红色大字，这些都表达了对先烈们的悼念和崇敬。展厅里有亭旁暴动的简介。馆内陈列着许多有关暴动的照片和实物，再现了亭旁暴动的场景，诉说了革命的艰辛。1998年，在与鹤山南北遥遥相望的黄豹山上矗立起包定的塑像。烈士身着古式长袍，衣袂飘飘，面东远望，凝神深思。塑像后面的松柏绿荫丛中有两块包定烈士的诗碑，其中一块是用草书镌刻的他的就义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字字句句都洋溢着烈士的浩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2003年，亭旁暴动的旧址亭旁城隍殿上重建了古戏台、五凤楼、大殿和娘娘庙等建筑，恢复了亭旁暴动时的旧貌，更使人能追忆起这段悲壮的历史。戏台后面有一块碑石，述说了这里就是当年亭旁暴动的旧址。纪念碑、纪念馆、起义旧址和包定烈士塑像，这些构成了颇具规模的红色旅游景区，成为对后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首选之地，目前，这里已成为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到这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或红色旅游的人络绎不绝。我作为三门人，无数次来到这里。每次来到这里，我的内心都会被这场暴动所打动，都会被先烈的崇高人格所感染，悲壮之感、浩然之气会油然而生。

 

    写此文后再过几天，又到了5月26日。这一天距当年亭旁暴动刚好是八十周年。为纪念亭旁暴动八十周年，纪念亭旁起义80周年全省书法比赛征稿活动在进行中，“浙江红旗第一飘”主题教育活动在亭旁起义纪念馆举行，主题电视教育片《浙江红旗第一飘》在三门电视台上播出，在县委、县府的领导下，三门纪念亭旁暴动的一系列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亭旁暴动的革命精神将会更加深入人心。纪念过去，开创未来。三门人民将弘扬亭旁暴动的革命精神，继承先烈遗志，英勇奋斗，创新创业，为早日实现建设“三港三城”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让历史铭记这一天。亭旁暴动的革命事迹流芳千古！亭旁暴动的英烈们永垂不朽！

  

（来源：三门新闻网）

《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

 

——此文为纪念亭旁起义80周年而作

 

一．长夜难眠赤县天

 

    在历史的长河里，搴洲中流、四顾心茫然的黑暗年代，远长于抒情温顺、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这恰如人的一生，烦恼之时总多于宁静快乐，抑郁痛苦亦多于幸福；幸福是暂时的，痛苦却是幽绵无绝期的。　

    1927年夏天的中国，烽火连天骄将多的军阀混战时期刚刚结束，九个太阳暴晒的日子终于挨过去了。抬头拭汗仰望，有所期盼的百姓，还没来得及透一口气，天空中立时风起云涌，阴霾密布，从缝隙里露出的些许光明，骤然间被一只无形的爪子收走，消失殆尽。华夏大地上，复又是暗礁旋流，血雨腥风。积极寻求民族民主前途的共产党人成批成批惨遭杀害，屈节投降的享荣华，得富贵；奋力抗争的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势力和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反革命势力间不妥协的斗争，令麻木保守的百姓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们仍须低下头去，敢怒不敢言的，继续他们无奈的苦挨生涯；此身原是微锁蝼蚁，一任天地茫茫渺。

    这样一个历史大环境里，偏处东海一隅的三门亭旁，因国民党政府苛捐杂税之加多，农民早已怒言沸腾；失业农民日甚一日，有铤而走险流为土匪的，也有固守薄田倍受宰割的。“哀鸿遍野鬼狐舞”，世代赤贫的山夫村民，谁敢妄想窃来天火照亮下界？又有谁敢紧握大刀、土铳对旧世界来个翻天覆地的评判？共产主义的“幽灵”真的就此隐而不现？凤凰涅槃难道仅仅是神话传说？

二．山雨欲来风满楼

 

    对于三门亭旁，1927年是喧哗和骚动的一年，起义前夕的亭旁，党团组织的发展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如同一条新铺的延伸向前方的铁轨，而包定等共产党人则是将铁轨固定的枕木。在火车没有造出来之前，铺好铁轨自然是预先要做的工作。

    “天涯海角未为远，努力摇波渡海槎”，为迅速开辟革命根据地，包定、叶信庄、包昭光、梅其彬、任畴等回亭旁进行活动。他们以教师为职业，小学为据点，发动青年组织“壁虎社”、“穷人会”；开办平民夜校、干部训练班，利用“狮子会”、“茶灯会”、“剧社”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对农民进行宣传，培养农运骨干。

    农运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1927年农历10月底，首家农民协会在包家祠堂诞生，此后亭旁“五庄”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勒令地主富农停止粮食外运，实行粮食平粜，提高短工工资。随后，全县各地农会组织进行了抗粮、抗租、抗盐税等斗争。　

    令人深思的是，梅其彬、叶信庄效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彭湃，自我革命。南溪村梅其彬为雇农减租、自行烧毁地契，将粮食、银币等财物无私用于革命。湫水岙叶信庄清算其大伯叶高成的财产，其岳父邵泳棠所管理的湫水寺财产，所有收入纳入湫水小学的经费。

    1928年清明节，南溪土豪梅长恕为霸占族田，举枪逼吓敢于揭露其劣迹的地下党员梅其慎，激怒了百余农会会员。在梅其彬、梅其广等发动下，以武装包围梅长恕的院子，并与其豢养的枪手发生枪战。3月8日梅长恕遁逃。任家讼棍任升初代其诉至省政府，状告南溪农会，亭旁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政府高度关注。

    为建立武装队伍，梅其彬深入挂帘、坐塘等深山老林，积极争取绿林武装胡仁喜部100多人，晓以大义，发展他们加入革命队伍。其后，秘密建立的农民武装很快达数百人，这为发动亭旁起义奠定了基础。

三．中原并驾骋骅骝

 

    1928年5月，中共浙南特派员管容德受省委指派来到宁海，要求尽快展开“武装斗争”，包定、蒋如琮等认为条件尚未成熟，表示异议，县委仍最终选择提前起义。5月20日夜，由包定等主持，在谷仓岭集中了亭旁、海游、珠岙、桑洲四区部分武装人员约250人，举行起义预备会议，讨论提前起义事宜，并要求三区作好起义的准备。5月23日夜，180余名武装农民汇集丹邱寺，在包定的指挥下，冒雨进军任家。24日凌晨，农民武装包围了任家三家地主大院。任升初逃避未获；任禹玉墙高房坚，又有武装防守，无法攻破。武装农民只好合力转攻任友端，用木匠斧将大门砍开一个洞，一涌而入。任友端跳窗潜逃，农民武装一把火烧了任友端的房子。5月25日晚，大雨如注。224名武装农民再次集中丹邱寺，浙东亭旁起义了。

    5月26日拂晓，红军干部臂缠红布，战士胸挂红布条，高举绣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挺进亭旁。沿途群众纷纷加入，队伍迅速扩大到1300余人。国民党政府的派出机构人员、当地的土豪劣绅闻风而逃。红军队伍迅速进入亭旁，收缴隐藏的枪支，没收土地，焚烧契据，开仓济贫。县委在亭旁城隍庙宣布解散当地所有国民党政府机构，庄严宣告我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亭旁区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一面镰刀斧头红旗，在原国民党亭旁区分部门前升起。

    在亭旁起义的同时，各地纷纷声援。亭旁起义的枪声，震惊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密令省民政厅暨省防军严缉围剿亭旁红军。驻守海门、临海的国民党军集结临海的车口、东塍等地准备进犯亭旁，宁海的国民党军队前往珠岙，兵发亭旁；驻守海游的郑俊彦部亦伺机出动，夹击亭旁红军。5月27日，驻海游的郑俊彦部得知红军离去，乘机侵占亭旁街。28日晨，部分敌军又从亭旁潜来南溪，进犯驻守在上马攀山头的红军，亦被击退。临海方面的敌军由金坑岭抄我南溪后路，红军腹背受敌，7人牺牲，2人被捕。叶信庄率部撤至湫水岙，梅其彬、梅其广率部撤上大尖山，在山上坚持了一些时日。区委为保存实力，待机再举，决定将队伍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继续斗争。亭旁起义失败了。

    亭旁起义失败后，敌人对参加起义的党员和群众进行镇压，地主土豪反攻倒算。王孝足、胡老邓惨遭杀害；邵茂藩被投入监狱；红军及农会干部财产被抄，家属被抓；宁海中学、亭山小学遭解散；农会、工会、妇女会亦被勒令解散，白色恐怖笼罩全县。

 

四． 亭水亭山犹未老

 

    起义失败后，亭旁起义领导人、进步人士被迫易地斗争，他们就象点点星火，四处燃烧。包定、叶其萋、陈祥在天台，梅其彬、杨毅卿、包昭光在临海，任畴在绍兴，梅其广、叶信庄在上海，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蒋如琮为探寻人民的民主，民族的解放，辗转上海、南洋各地，任吉隆坡《光华日报》主笔，以笔代枪，唤醒民众。俞岳、柔石等人也远赴他乡，继续他们的进步事业。参加起义的绿林豪客胡仁喜、刘开初等人和革命组织失去联系，被迫重走江湖，谋求生存。后多因国民政府通缉追捕，或遭枪杀，或客死他乡。

    国民党仍在对革命者进行追捕与杀戮，1928年6月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发出密令，令民政厅暨省防军全面严缉包定等34位参与亭旁起义的主要骨干。1929年3月，包定、陈祥赴杭在武林路被捕。叶信庄、梅其彬、任畴、包昭光、梅其广等亦先后在各地被捕，几经辗转，均被囚于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在狱中，梅其彬任支部书记，削尖筷子为笔，翻转木盆为纸，办《鹤嘴锄》、《火花》刊物；包定在杭州松木场临刑前，大义凛然，慨然赋诗：“碧血洒芳草，正气壮山河，笑看刀光闪，高唱《国际歌》”。他们先后遭到枪杀或被折磨死于狱中，他们中年纪最轻的是19岁的包昭光，年纪最大的任畴也仅32岁。

    在亭旁起义的影响下，革命意识落地生根。1938年10月，在金光等同志的领导下，中共亭旁特别支部成立。1939年3月，建立了中共亭旁特别区委，继续开展反蒋抗日等革命活动。1948年，中共台州工委重辟亭旁为革命根据地，建立地方武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并配合主力部队，于1949年2月17日解放三门，三门成为大军渡江前我省解放最早的一个县。

    参加三门解放的诸敏将军在他的著作《难忘的足迹》中写道：“三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这里树起了浙江省第一面苏维埃政权的红旗，今天又是浙江省解放的第一个县，算得上浙江红旗第一飘”。

 

五．鼓角喧阗今已悠

 

    离骚读罢思茫然，啸傲微吟对碧天。

    随着岁月的流逝，用火和冰抒写的亭旁起义，并未在人们心中褪去原色。

    为了让后人了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亭旁起义，1988年，中共三门县委、三门县人民政府在鹤山建立亭旁起义纪念碑，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为纪念碑题词。1993年4月，三门县人民政府拨款在亭山小学旧址修建了亭旁起义纪念馆。1996年纪念馆被中共浙江省委命名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97年被省人民政府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在纪念建党80周年之际对纪念馆进行了全面的整修。2005年亭旁红色纪念地被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省旅游局命名为“浙江省青少年红色之旅经典景区”。

    为更好地发挥亭旁起义纪念馆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在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中共台州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中共三门县委宣传部、三门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对纪念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缮，对展馆进行重新布置，充实了馆藏实物，增设了浮雕、沙盘，拍摄了专题片《浙江红旗第一飘》。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晓其，省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县人武部政委耿德迎专门为《浙江红旗第一飘》创作了主题歌，中共三门县委党史研究室为本次布展提供了许多新的史料，同时三门县民政局对纪念碑进行重新修整。

    英雄捭阖成何事，鼓角喧阗今已悠。历史风云渐行渐远，烈士英名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