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门湾畔海游港口边上有一个小村庄，名叫小莆，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老报人”林淡秋就诞生在这里。

    林淡秋（1906.2.7——1981.12.4）,原名林泽荣，笔名有林彬、应吸群、应冰子、肖颂明等。

林淡秋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晚清穷秀才，父亲林培檟也曾考取秀才，后又入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现杭州市第一中学）就读，毕业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母亲姓应，宁海县三头村人，独生女，娘家世代以教书为业，是一个受过良好家庭教育、性情温顺的女子。林淡秋的善良性格和平易近人态度受了母亲的影响。

    父亲对他要求一直很严格。小莆村外半里地的港边，有一个蒲西村，这里有当年“巡检司”的遗址，小山头上有“抗倭堡”，父亲常带他去看，讲解历史上抗敌的故事。蒲西村建有码头、商铺、客栈，是当时与外地通商的地方，市容兴旺，常有篷船进进出出，运的是木材、白炭，远销上海。这给海隅百姓带来新思想，新风气，也使土生土长的林淡秋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林淡秋幼时就读于本村双桂书院，后转入海游小学。那是由著名学者、教育家、书法家章梫在家乡创办的一所学校。章梫是三门海游人，光绪三十年进士，当过翰林院检修，京师大学翻译学馆提调，国史馆协修，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校长。他与林家有亲。他办的新式学校既教“四书”、“五经”，也教英语、音乐、美术、体育，远地学生可以寄宿。这样的学习环境，在少年林淡秋面前展开了一片新天地。小学毕业时，林淡秋以优异的成绩得到教师们的好评。老校长章广轩亲切地对他说：“你是个有才能有志向有前途的好学生，今天是全班同学的榜样，将来定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材。”

1922年，时任宁海县教育局长的父亲把他送入上海大同中学。从此，这个海边少年开始独自一人挑着行李进入繁华都市大上海

（二）

    “少年立志出乡关，事不成名誓不返。埋骨毋须桑梓地，人生到处是青山。”这是林淡秋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时赠送给学友陈洪泰的一首告别诗。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少年的林淡秋就有高远的志向。上海大同中学是大同大学的附属中学。大同大学是当时在北京清华大学任教的胡敦复、平海澜、曹惠群、朱东晓等十几位留学生和知识分子不满清华外国人办学方针愤而辞职到上海创办的。因此，学校里有不少开明措施，例如宣扬科学，实行男女生同校，不分年级只讲课程等等。这类措施很合林淡秋渴望读书的心意，他每天早起晚睡，整天埋头在书本里，除了书本，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即使报纸上天天登载的各省大小军阀混战的消息也不去看，脑子里只是想着父亲灌输给他的“学而优则仕”的做官梦。可是，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浪潮惊醒了林淡秋的“读书做官”迷梦，使他懂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书读得再多也没有用。他虽然在上海读了几年中学，对这个大城市却知之不多，但对家乡宁海还是了解的，那样闭塞、愚昧、落后的城镇和农村，如果不启发民智，唤起民众，怎么能改变落后的面貌？

    “五卅”惨案那年冬天，由于同乡和好友蒋如琮的介绍，林淡秋参加了“宁海旅沪同学会”。蒋如琮当时在上海大学读书，是秘密的中共党员，他担任同学会主任。成立这个同学会的目的是组织一批骨干力量，发动青年同乡通力合作，在家乡创办一所“上大”式的“宁海中学”。参加同学会的有俞文龙、许杰、叶沛婴、章广田、俞岳、孙乃谦、严苍山等十多人，赵平复（柔石）担任同学会文书（那时他正从北京来上海找工作）。同学会出了会刊，林淡秋撰写发刊词。这篇发刊词别具一格，并没有谈同学会的组织和宗旨，也无一字提到准备创办的宁海中学，而是倡议先办一份报纸，阐述社会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足四百字的短文，可以看到思想处于转换期的青年林淡秋的向往和追求。1925年林淡秋十九岁，当时他已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但为了追求革命，他毅然放弃圣约翰大学学籍，进入上海大学，投身于当时许多进步青年向往的革命熔炉。

    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同国民党合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学府，是当时反帝反军阀斗争中一支英姿勃勃的生力军。校长是国民党人于右任、副校长是邵力之，教务长是共产党人邓中复，各科负责人如社会系主任是瞿秋白，中文系主任是陈望道，英语系主任是何世桢，任职教课的有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杨贤江、沈雁冰、侯绍裘、任弼时等，都是很有名望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郭沫若等都去作过讲演。

    林淡秋在上海大学只有短短一年半时间，却是他人生道路上重要的一段历程。在这里他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也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何应钦派军队强占校舍，下令解散上海大学，强迫全体师生离开学校。林淡秋和同学们愤怒地高呼：“打倒反动派统治！”，结队游行抗议，却无济于事，只好离开学校，将愤恨和怒火强压在心里。

（三）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以后，上海大学被封了，林淡秋从上海回到宁海，进宁海中学教书。

宁海中学在前一年就创办了。1926年暑假，林淡秋和同学蒋如琮、章广田、王育和、俞岳一起返乡，在地下党员范金鏕领导下，开展革命活动，宣传革命思想。他们利用“消夏社”的形式，吸引宁海在宁波、杭州、上海读书暑期回乡的一百多位青年参加，随后就创办了宁海中学。1927年春节前后，林淡秋回宁海度寒假，正值北伐军攻入浙江，占领宁海县城。林淡秋和蒋如琮一班同学兴奋地欢迎这支革命队伍的到来，积极协助前一年受到反动势力通缉被逼离开宁海现在又随北伐军回来的范金鏕开展工作，很快成立了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林淡秋负责农业部工作，春节后才回到上海大学。“四·一二”后，宁海的政治形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范金鏕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到林淡秋再回到故乡时，那里的气氛跟半年前已完全不一样了。

宁海中学当时设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一百多人，章广田任校务主任，蒋如琮任教导主任，教职人员则有二十位。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学生剪发放足，这些革命措施使保守闭塞的小城社会为之侧目。官僚乡绅子女不来入学，平民和乡村来的学生多，倒形成了勤奋学习、肯刻苦耐劳、生活俭朴的好校风。

    林淡秋教初一年级英语。二十年后在一篇回忆柔石的文章中如此描写宁海中学：“这是一群热情青年赤手空拳创办起来的穷学校，没有基金，没有经费，全体教职员都是尽义务的。然而大家快活、兴奋、协调，师生完全打在一片，象一个和睦的、生气勃勃的大家庭。可是官绅们看不顺眼，压迫来了，最初是诬蔑，接着是威胁，最后是搜捕。学校风雨飘摇，从城里搬到乡下，又从乡下搬到城里，终于撑持着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总算没有倒掉。”

也就在宁海中学，林淡秋开始结识好友柔石。柔石比林淡秋年长五岁，经历丰富。他小学毕业后到杭州读师范，就开始新文学活动。师范毕业以后当过小学教员，在宁波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疯人》。他到过北京，在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听过鲁迅讲课。回浙江后，听到宁海中学办得兴旺，才回家乡来任教。他教国文课，与同事不多交谈。开始时相互接触不多，也不十分了解，只觉得柔石冷淡、孤僻、傲慢，似乎跟大家总有些隔膜。林淡秋把学校比喻为一条河，大家都在里边游泳，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而柔石最初似乎“站在岸上看，后来参加了，但也仿佛站在船里。”柔石有他自己的天地。他坐在房里读古书、看小说、写小说。处女集《疯人》已自费出版，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正在创作中。几个月以后，林淡秋对柔石的感觉变化了，开始觉得柔石并不是不能接近，只是对不愿意接近的人才傲慢。林淡秋反省自已：“我们只看到柔石的冷淡和傲慢，而没有看到自己对他的冷淡和傲慢，对于真诚的朋友，柔石其实愿意贡献出更大的真诚。”以后，林淡秋对这位读书很多，见多识广，还能写小说的同事很敬仰。

    在宁海中学，还有一位同林淡秋很谈得来的同事陈庚平。他比林淡秋大四岁，家乡台州临海，南京金陵大学中文系学生，“五卅”惨案时，在上海参加过工人罢工，后来，他转学到广州中山大学，“四· 一二”后为逃避搜捕，到宁海中学教初二年级国文课。同是大学生，同是“四· 一二”后遭到失学的命运，又同是在上海受到过爱国运动的洗礼，他们就成为知心朋友，朝夕相处，交谈国家大事，也都同样渴望能有机会继续上大学。

     1928年春节期间，陈庚平收到中山大学同学来信，说反动派搜捕浪潮已经过去，可以回校读书了，他劝林淡秋一道去广州。林淡秋就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宁海中学，同他结伴去广州。

离开宁海前，地下党组织交给他一项任务：说服父亲从县教育局长的职位上退下来，推荐柔石接任。柔石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在地方上却有些声望。柔石接任教育局长后，把新鲜血液注入腐败的教育里，宁海中学从此蜕化、新生。后来，宁海中学就成了宁海党组织的一个联络中心。1928年5月，爆发了亭旁农民起义，宁海中学庶务主任包定担任暴动总指挥和革命委员会主席。暴动失败后，包定被捕，在杭州松木场光荣就义，一些教师和学生同时牺牲。蒋如琮、许杰远去南洋，柔石、王育和逃往上海。在风风雨雨中诞生的宁海中学终于在反动势力的摧残下夭折了。

（四）

     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副校长朱家骅，教务长周树人（鲁迅），前任校长国民党元老经亨颐，他们都是浙江人，广东人称他们为“浙江帮”。林淡秋和陈庚平到“中大”时，已是“四·一二”事变和国民党“清党运动”之后，戴季陶到南京当了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朱家骅当了教育部长，鲁迅也辞职去了上海，“中大”已经改朝换代了。

林淡秋在“中大”除了旁听英语，有时间就到图书馆看书，接触了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读了许多鲁迅、郭沫若的作品。

     这时，陈庚平又介绍他认识了一位广东同学柳步青。柳步青原籍广东大浦，父母都在南洋，他自已也是从南洋回国上大学的。开始时，由于相识不久，又处于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低潮，他们相互都避免谈到革命。经过一段时间了解后，彼此互相交心，林淡秋才知道柳步青曾是中山大学CT（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简称）负责人之一。林、陈、柳三人就在“中大”进行秘密宣传活动，做周围同学的工作，将印好的宣传品散发给同学阅读，组织要求入党的同学读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和《响导》周报。有一次，学校里一位CT团员被捕，暴露了整个团组织，反动当局在全校大搜捕，没有抓到柳步青，他已躲到林淡秋的学生公寓里，第二天就悄悄地去了香港。

    中山大学内革命形势逆转，林淡秋就独自回到上海，进上海艺术大学英语系继续学习。

上海艺术大学原是一位留法归国的画家创办的，只教美术课，后期创造社的一些成员通过关系接办，增设文学、英文，经济学等系，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都负责过，田汉任文学系主任，后任校长。那时由于大革命失败，各地流亡到上海的进步青年大批进入“艺大”，创造社成员在校内又办了一个期刊，提倡革命文学。该校师生打成一片，革命气氛很浓，林淡秋到这里如鱼得水，虽然没有中山大学那样宁静的读书环境，却燃起了他那颗追求真理，向往革命的火热的心。

1928年12月初,英商爱迪生灯泡厂工人举行罢工。消息传入“艺大”，林淡秋和留校四十多名同学情绪高涨，立即组织起来上街声援，在校内出墙报，支持罢工工人的正义行动。不料这时卢家湾巡捕房派来大批巡捕，将留校学生全部押上警车。

     当时在上海的柔石听到林淡秋被捕后，1928年12月23日午后赶往巡捕房，说是已经出去了。柔石又赶往“艺大”，只见林淡秋正在呕吐。林淡秋告诉他坐了两个星期的牢，受尽鞭打折磨，每天只有一团黄米饭，菜也没有，饿得发慌。出来后，见什么吃什么，狼吞虎咽，吃下去又吐出来。他吐完后，就告诉柔石在牢里的苦况及所受的摧残。他被铁条打过两次，打得当时不会走路。有一位同学的耳朵也被打聋了，手脚被打断了。隔了一天下午，林淡秋就搬到柔石住处。

林淡秋在“上海艺大”时间不长，尝过帝国主义巡捕房的铁窗滋味，可算是一生中一件难忘的经历，也是一次经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实际锻炼。

（五）

      就在“艺大”期间，林淡秋经历人生第一次恋爱，短暂而没有结果。“艺大”有一位女同学叫庄洁，出身资本家家庭，但思想活跃，容貌秀丽。林淡秋到过这位小姐的公馆，那森严的铁门和豪华的客厅使得从偏僻乡下走出来的他很不习惯，而且有些反感。他声明再也不愿意进她家大门。庄小姐答应他待学校放寒假去外面租一间房子住，两人可以自由自在地过一段日子。他们在日常接触中发生过争吵，林淡秋喜欢在马路上散步时边走边吃零食，香蕉皮乱丢。庄洁认为这是不文明习惯，劝他改掉，他却不愿听。寒假到来，庄小姐要林淡秋留在上海陪她玩，林淡秋没有答应。他知道如果不回家乡，下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就不会再寄给他。庄小姐明白了家庭富有换不来一个刻苦上进青年的心。他们终于分手了。

（六）

     林淡秋的大学经历，使他看到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官僚资产阶级统治，进步学生被抓，被打死，学校被封闭，他受到现实教育太深了，决定结束学生生活，独自走向社会。正在这时，他接到南洋的蒋如琮来信。蒋如琮和许杰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益群日报馆，林淡秋和章广田就决定结伴而走。1929年元宵节前，蒋如琮和许杰迎接了这两位老同事后，将章广田介绍到雅加达工作，将林淡秋介绍去新加坡华侨中学教书。华侨中学是由爱国侨领陈嘉庚倡议集资办的，宗旨是培育华侨子孙成为社会上栋梁之材，要他们莫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中华民族后代。林淡秋在那里教授国语、英语两门课程，由于做事认真，还兼图书馆主任。在这里，他阅读了大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品，如西班牙作家作品《堂·吉诃德》，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的作品，苏联无产阶段作家高尔基的作品，精神上受到了鼓舞，思想上更向往革命了。

     暑期快结束时，他送走许杰回国，又想起了在故乡办中学的往事，怀念祖国，思念战友。他想起了在上海向柔石告别时说过的一句话：“我到了南洋先找工作糊口，看看还能做点什么对人民有益的工作。”柔石当时也认为如果在国外单纯混日子，就没意思，还不如回国参加政治斗争，到上海还可以写小说，从事文艺活动。林淡秋考虑再三，终于在1929年暑假之后乘船返回祖国。

（七）

     父母亲看到远游的儿子归来，自是万分高兴。但是他俩料定儿子在家住不长，老俩口商定，趁儿子在家时给他娶亲。林淡秋听到父母的决定很感意外，上海庄小姐的影子在他脑子里刚刚淡薄，现在又要同一位素不相识的姑娘结婚，连想也没有想过。他请求父母暂缓办婚事，等自己事业有成再说，父母不同意。他深知母亲最爱的就是他这个儿子，他也很孝顺母亲，不好拗她心意。母亲说：“我老了，要有一个媳妇好照顾，你迟早是要出远门的。你不要，我要嘛！”二十三岁的林淡秋终于拗不过封建制度的包办婚姻和农村的落后习俗，只好顺从。婚后不久，他就离家去了上海。

（八）

     林淡秋一到上海就找柔石，并住进了北四川路横滨路景云里23号。这里原来是鲁迅先生住的，他把这幢房子让给了柔石他们，自己搬到19号去住。在银行任职的地下党员王育和带着上小学的弟弟王家扬住楼下前客堂，柔石住二楼前楼，亭子间是王育和的学生徐千之住，三楼是魏金枝和林淡秋同住一房。王育和雇了一位娘姨。这些房客都在王家吃饭，每月缴十元伙食费。

柔石告诉林淡秋，在他去南洋期间，上海文坛发生了变化，“左翼作家联盟”在1930年3月成立了。因为创造社被查封，太阳社被解散，进步文艺界渴望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将左翼文艺力量团结起来，于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江苏省委决定成立“左联”，得到了鲁迅的支持。

     在这样一幢房子里生活，二十三岁的林淡秋感到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他没日没夜地写作，《远山上的火光》在《时代文艺》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第一次署名林淡秋。这时的柔石已经出版了《旧时代之死》、《希望》、《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写好一部又轻松地说起下一部作品的打算。林淡秋佩服柔石的认真态度和过人的才华。

     不久，徐千之的一个同学被捕，柔石也搬到了附近的永安里，但每天仍回到王家来吃饭、取信件、通消息。他同林淡秋约好一个暗号，如果情况紧急，就说“老赵患病，进了医院”。

1931年1月17日那天，本来约好下午2点钟，柔石到景云里23号与林淡秋见面的，林淡秋中午有事出去了，柔石却在中午提前到来。柔石吃了中饭，说同冯铿约好会面，匆匆去了。林淡秋按原约定的时间赶回景云里，在三楼静等柔石到来。过了好久，北新书店的一个学徒突然闯进来，交给林淡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老赵患急病，进了医院。”九个大字十分潦草。林淡秋看了一怔，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学徒说，柔石被法国巡捕房的巡捕押到书店，要老板证明他是书店编辑，老板说是的，但也说有用。柔石双手上了手铐，还是被押走了。

     18日，王育和托律师打听到柔石等人被关在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19日上午要把他送地方法院审讯，理由是“有共产党嫌疑”。原来17日柔石等人在东方饭店参加党内一个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全体与会人员被捕。柔石牢中受尽折磨。

     二、三天后的一个下午，英租界法庭开审，林淡秋坐在旁听席上。5个青年作家被押上来，个个蓬头垢面，脸上浮肿得厉害。柔石穿的是西装，近视眼镜不知哪里去了。审问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判决是引渡给中国当局。大约一个星期后，柔石从龙华监狱带出一张纸条，说他们在水门汀地上很冷，要林淡秋他们送被子和衣服去。林淡秋送去了又拿回来，因为进不了大门。再过几天又接到柔石一张纸条，这一回他不提冷不冷了，只要求瞒住他的老母亲，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2月7日晚上，柔石和其他四位战友倒在龙华的荒野上，柔石一身中了七八颗子弹。这五位烈士是：李求实、胡也频、冯铿、殷夫、柔石。冯铿是柔石的爱人。

     在柔石等五位青年革命作家遇害之后，鲁迅先生曾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那篇不朽的文章，林淡秋当时把此文读了好几遍，每一遍都禁不住泪流满面。他以后在《忆柔石》一文的开头写道：“柔石遇难16年了，我一直没有说过话、抗议或者哀悼，然而也未忘却。忘却是不容易的，他到底是我的益友、导师，中国大有希望的优秀作家。”“他的生和死，我一直默默地咀嚼着，嚼出火，嚼出光，有时也嚼出一点悲凉。”

（九）

     柔石遇害不久，林淡秋把王育和的弟弟王家扬送回宁海老家之后，也离开了景云里23号，搬到了天潼路，开始了一面从事革命工作，一面卖文为生。

生活是艰难的，要想投稿发表文章又是很难的事，只有《申报》刊登青年习作，林淡秋的作品大多登在那家报上。

     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上海进步青年中掀起了渴望了解苏联的热潮。国民党政府当然对苏联文艺加以禁止，但出版商只要有销路，他们愿意出钱请人翻译。林淡秋趁机而行，在这一年，他先是译完一部世界名著——挪威作家包以尔著的《大饥饿》，接着又完成潘菲洛夫的《布罗斯基》。这是第一部反映苏联三十年代农庄生活的作品。林淡秋深知浙东农民的苦难，他从这部作品中看到苏联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过着崭新的生活，让中国人民从苏联看到希望，把苏联的火种播向读者的心田。几十万字的著作很快译完了，他将译稿送去请鲁迅先生指教。鲁迅先生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年轻人，并为他找了一幅泮菲洛失的肖像印在书上。

    《布罗斯基》1933年出版，林淡秋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写作不光是为了钱，同时也想对社会做点贡献。我出生在农村，知道农民很苦，社会很黑暗，非革命不可。我决心从事文学事业，也是表达对农民的爱，将文学作为革命工作的一部分。”

林淡秋除了创作和翻译之外，还积极参加“社联”的活动。

     1932年至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反共达到了高潮，上海地下党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当时文坛的“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就是一个坚强的堡垒。“文总”之下有8个联盟，其中“左联”、“社联”、“剧联”是三大支柱。“社联”的成员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占半数，任务是写文章搞翻译，宣传革命。艾思其当时是“社联”社会研究部的部长。1933年夏，林淡秋加入了该组织并积极投入工作。他负责请名人辅导学习。他请艾思其辅导哲学，请胡乔木辅导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法》，请冯雪峰讲文学。在这过程中林淡秋在理论上更成熟了。

     “社联”成员不断增加，力量不断壮大，宣传范围也相应扩大了。林淡秋是沪东区负责人，他的上级是胡乔木。

（十）

       在这期间，有一个插曲——视察三门湾。1933年夏天，林淡秋以宁海同乡身份参加中国汽水公司和浙江舟山轮船公司联合举办的“招待上海文化界新闻界免费视察三门湾、游览普陀山活动。”因为两家公司老板都是宁海人，当时在外商欺凌下，正面临经济危机。为了挽救倒闭命运，决定举办此次活动，通过大造舆论，为公司命运助一臂之力。林淡秋应邀参加。

外滩码头上停了一艘五、六千吨的三层客轮，栏杆上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上海新闻界、文化界赴三门湾参观团”。有近千人上船，复旦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新闻文化界人士，熙熙攘攘，好不热闹。

      船不久经过石浦到了三门湾，乘客打开地图一对照，果然是一个天然良港，吃水深，海面宽，港湾多，还有两道门户。在这里设港，上接宁波，下连温州。

船在“巡检司”靠岸，林淡秋他们早已通知家乡人搭好了一座木台，横幅上写着“欢迎上海新闻界、文化界赴三门湾参观”。群众敲锣打鼓，爆竹连声，气氛十分热烈。当地官员先致欢迎词；两个公司代表陈述了浙东经济不能发展的种种困难；地方父老介绍当地特产和民俗。在轮到林淡秋讲话时，他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一切都是空谈。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的倭寇骚扰、鸦片战争时宁波被攻陷等。他用生动的家乡故事说明三门湾设防是人民安全的保障。讲话层次分明，重点处还动了感情，听众不断鼓掌，爱国热情洋溢台上台下。林淡秋的母亲见了分别两年多的儿子，还带了朋友，特地做了大头菜、山芋酒、红腐乳，请客人美美的吃了一顿家乡饭。

（十一）

       林淡秋积极参加“社联”组织的活动，主要有读书会和读书小组等。他们还开办了“工人识字夜校”，借此接近产业工人。工作尽管很繁忙，林淡秋仍然没有放松翻译。那个时期，他翻译了哈姆生的长篇小说《生命的呼声》、《盲中尉》和苏联罗曼诺夫的《一个妇人的信》，还翻译了苏联罗帝洛夫的《巧克力》。

     这段时间，林淡秋除去翻译外国进步作品，还自己着手创作短篇小说《货色》和《浪沫》，这两篇小说都是写故乡农村妇女的苦难生活。还有一篇《她就是我的姑母》，是写故乡南乡的一个大地主梅家女儿爱上在她家做衣服的小裁缝，黑夜里双双私奔。小裁缝问小姐带了多少金银细软，梅小姐说去时匆忙，什么也没带。小裁缝养不起梅小姐，不得不丢下情人。梅老太爷手下人将梅小姐捉回。老太爷不能容忍如此败坏祖宗的名声，就将女儿活活钉死在木板上。母亲不忍心见到女儿的痛苦，把鸦片送到女儿口中，让她尽快结束生命。这个故事的原型在故乡家喻户晓，林淡秋也是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在小说中，林淡秋让梅小姐的第二代——姪女参加革命活动，写进一些夜间写标语的情节，表现了受压迫的妇女们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这一主题。

（十二）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国共两党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12月9日，北京学生举行抗日爱国大示威，全国掀起抗日救国高潮。12月25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开会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具体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按照党中央新的策略精神，“社联”在“文总”指示下宣布解散。林淡秋由组织分配去“左联”。

“左联”是革命作家的组织，全称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经常性的任务有编辑报刊、从事文学创作出版和举行文学性集会等等。这对从年轻时就喜爱文学并且一直不忘业余文学创作和翻译、又有几年基层革命活动经验的林淡秋来说，最使他高兴了。

     1935年下半年，林淡秋转到“左联”总部工作，参加常委会。常委有三人，另两人是徐懋庸和何家槐，徐总负责，何负责宣传，林淡秋负责组织。那年冬天，胡乔木代表上级党组织，为林淡秋正式履行入党仪式。

     林淡秋在“左联”总部工作时间不长，到1936年3月，“左联”就解散了。他在晚年回忆“左联”时说，“左联”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遭受敌人破坏，一方面由于内部意见分歧，组织涣散，他虽然担任组织部长，上一届的组织部长也交不出一份盟员的全部名单，他这个组织部长连盟员是哪些人都不知道；“左联”的名作家也不多，没有多大力量；内部分派，一派以周扬为代表，一派是当时所谓“胡风派”，两派对立，鲁迅先生与周扬意见不合。那时任务很繁重，抗日要团结广泛力量，形成统一战线，而当时“左联”要担当这一任务是有困难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改组，消除派别，改变作风，恢复以鲁迅为首的统一组织，在抗日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团结多方面的力量，还要有一位有威望的的大作家来主持。那时只有鲁迅为大家所佩服，他是“五四”以来的文坛老将，是旗手。可是这一条就难以做到，周扬是代表党的。这样，“左联”就只有宣布解散。

     1936年，林淡秋三十岁。上半年他翻译了高尔基的小说《死人》。译文发表不久，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位革命文豪去世的噩耗，他写了一篇悼文，诉说自己的崇敬和哀痛之情。四个月后，中国文化界又遇到一次巨大的悲伤，10月19日清晨，鲁迅先生离开了人世。林淡秋同许多朋友、许多青年作家去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参加追悼会、守灵并护送遗体去虹桥公墓安葬。回来，他含着滚滚热泪，写了《难言的隐痛》，11月25日发表在《光明》杂志上。

      正当中国人民普遍感到悲痛、忧伤、抑郁，也分明感受到熊熊的地下火在运行的时候，从遥远的西安传来一声惊雷：12月12日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那天晚上林淡秋与战友们狂喜不已。

     过了年，1937年春天，林淡秋和梅益向地下党组织派来联系他们的胡乔木提出，希望离开上海去延安。过了一些天，梅益带林淡秋到胡乔木家，胡对他们俩说：“组织上决定你们留在上海。因为上海文化界、教育界知识分子多，需要多一些人留下来做工作。”

（十三）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党中央派刘晓、泮汉年来上海重建被国民党严重破坏的江苏省委。文艺界有夏衍、于伶、戴平万、姜椿芳、梅益、林淡秋、唐守愚、张执一、金学成、殷杨等一批党员，由于前几年党组织遭受破坏，党员与组织失去联系，成了散兵游勇，现在地下党重建，这些党员才重新归队。

     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上海，上海四周响起了反抗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在抗日高潮中，林淡秋明白不可能再安静下来翻译和写作了，就与东北来的作家骆宾基、诗人辛劳、从北京南下的王元化、文艺理论家蒋天佐，还有从日本回来的“左联”成员林林，都到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的难民收容所工作。林淡秋又参加上海文化界内地服务团，团长为柳乃夫，他担任宣传队队长。他们离开上海去浙江，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演出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合唱《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抗日》等。

     上海沦陷后，中共江苏省委委托宣传部长沙文汉组织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文化工作，书记是孙冶方，林淡秋是委员之一。由于上海是“孤岛”，向群众宣传抗日战争局势不容易，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经过短时间筹备，上海报摊上出现了一份世界新闻史上新创的内容全是翻译来的报纸，就是《译报》。林淡秋负责英文翻译。1937年12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攻占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南京城里尸骨堆成山，鲜血流成河。《译报》以外国记者见闻刊登了消息，向中国读者首先披露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由此，报社被迫封闭。1938年1月28日，《译报》挂英商招牌，改名《每日译报》，重新正式出版。报纸上大都是摘译或全篇翻译外国报刊登载的、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和中国军队在多个战场反击侵略者的胜利消息的文章，因而受到“孤岛”上读者的热烈欢迎。

     1939年1月，在《译报》创刊一周年的时候，林淡秋写了一篇《周年报》热烈地讴歌：《译报》是烈风吹不断的劲草，寒雪压不倒的苍松，何况这苍松劲草是深深植根于肥沃的爱国大众的土地上！他说：“我相信《译报》将永远成为群众的灯塔，永远在‘孤岛’无边的黑暗中放射真理的光茫！”

（十四）

     1937年年底，胡愈之见到来沪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告诉胡愈之，他写的那本介绍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们活动的《红星照耀中国》，由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两个月内发行五版。胡愈之听后立即找到梅益、林淡秋等人一起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应该立即动手翻译，尽早出版介绍给中国读者。大家认为，为了适应“孤岛”环境，不能用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就换了个书名《西行漫记》。

     在“孤岛”上翻译和出版《西行漫记》，实际上是一场特殊的政治性很强的战斗，困难很多。首先，出版此书需大笔钱，钱从哪里来？恰好当时租界里有一个帮会头子，人称“大亨”的杜月笙，过去曾经支持蒋介石镇压共产党，现在国共合作抗日了，自己怎么办？他想不清楚。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在中国是干什么的？他也只有模模糊糊的认识，他那些徒子徒孙更不清楚。杜月笙就找到章乃器。章乃器是民族资本家，有名的爱国人士，“七君子”之一，过去同杜有些往来。

杜月笙问章乃器：“什么是共产党，你讲给我听听好不好？”章乃器讲了一些，又介绍他去找写《大众哲学》的艾思奇，并对杜说：“有一本书叫《西行漫记》，里面讲共产党的事情，可是他们现在没有钱出书。”杜月笙一口答应：“我出一千块钱，你给我一千本书。”他随即开了一千元一张支票。胡愈之他们得到这笔钱，许多困难都解决了。《西行漫记》出版后，给杜月笙一千本书，发给他的徒子徒孙们，这样他也有了政治资本，自己在蒋介石面前地位也提高了。，当时党利用这些条件开展工作，丝毫无损于党的利益，这也是《西行漫记》如此迅速出版的原因之一。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有四十万字。

    1938年4月，大家又赶译了《续西行漫记》，也有四十万字。这两本书的出版，吸引千万读者，很多很多年轻人被引上革命道路。

（十五）

     林淡秋参加“孤岛”文学活动，规模最大，成效最显著的是《上海一日》征文和“文艺通讯运动”。

     1938年夏天，上海失守快一年了，“孤岛”的政治环境日渐恶劣，但是地下党领导的进步报刊的舆论和各种群众团体的抗日活动，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上海一日》这个征文题，是仿照战前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当时有广泛的影响，所以征文启事一公布，立即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响应。梅益、林淡秋、钱坤、戴平万都分别撰写动员短文，阐明用征文来纪念抗战周年的重大意义。开始他们担心稿源不足，结果征文启事公布一星期后，大大出乎意料，每天都有上百篇之多从各个角落飞来。从7月底至10月中旬截止这一天，共收到应征稿件近千篇约四百万字。

     他们四个人组成编委会，按内容将全书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火线》，梅益主编，共22万字。

     第二部分《苦难》，戴平万主编，共20万字。

     第三部分《在火山上》，林淡秋主编，共35万字。

     第四部分《漩涡里》，钱坤主编，共23万字。

     编完全书，总共100万字。

    《上海一日》征文和出版，在“孤岛”文艺青年和业余作者中引起巨大反响。上海地下“文委”看到这个有利形势，决定开展群众性的“文艺通讯运动”，并且决定由林淡秋领导这项运动，钟望阳、王元化负责具体组织和编辑工作。为了开展这一运动，林淡秋写了一篇题为《文艺通讯的意义》：一是用文艺手段表现复杂多样的抗战现实，二是锻炼无限量的文艺新军，培养无限量的文艺新芽，产生有血有肉的文艺作品。

在这一时期，林淡秋还写了不少文艺理论文章《抗战文艺的讨论》、《抗战文学的题材与主题》《抗战文学与大众化问题》、《抗战文学的创作方法》等。

 

（十六）

      1938年秋，林淡秋与第二任妻子，即从此一直陪伴他走完人生道路的唐康结婚。唐康原名唐汉英，来自湖南浏阳乡下，全家七口人，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种地，住的是唐族祠堂的屋，种的是祠堂的三亩地。母亲曾经因为逃婚，十八岁到上海当佣人。她一辈子看到的是富人吃油穿绸，于是决心将两个女儿带到花花世界上海来碰一下运气。母亲在饭店里洗盘子，把饭客们吃剩下的菜和汤都倒在一地，拿回来烧一下给两个女儿吃，下午到另一户人家洗被子，讨几件小姐们丢掉的旧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每月收入二十多元，寄一半回家。林淡秋遇到她时是在上海法租界辣斐德路442号，那时，她的母亲在这里做佣人，林淡秋租住在这里。由于时间长了，接触多了，她觉得他知书达理、好侍候，以及写文章抗日，心里产生好感；他对她的身世、勤劳、秀丽，既同情又爱慕。一天早晨，林淡秋破例早早出了门，唐汉英走进他的房间，准备打扫，并顺便找他换下待洗的衣服。突然，她一眼看见写字台中央摆放着一张长长的小纸条，仔细一看，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三个字“我爱你”。顿时，她兴奋得心都快跳出喉咙，脸孔红得发烫。从此，他教她认字，送她到中华子女职业中学附小读书。再后来，林淡秋拿到稿费，送给她母亲五十元钱，两人就另租房子成了亲，那年她十七岁。

（十七）

      林淡秋是个革命者，他在“孤岛”用笔战斗。1939年夏天，他征得组织上的同意，去到皖南抗战第一线体验生活。

     林淡秋去皖南的路上经过金华，住在金华柴塔巷国防新闻社金华分社，等待新四军的交通员带他去皖南。他在这里遇到了“左联”时就熟识的邵荃麟，邵当时是驻在金华的东南局“文委”书记，也是国际新闻社的负责人。邵热情地接待了他。

不几天，林淡秋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在泾县云嶺镇招待所住下，等待分配工作。他先向组织上提出到前线或者敌后去做采访工作，但当时战斗形势紧张，部队行踪不定，上级没有同意。他想到在上海编了几年报，就提出去做报纸编辑工作，军部政治部主任宣传部长朱镜我同意了，但当时报社领导人可能想测验他一下，给了一个题目，要他写一篇关于国际问题的社论。由于林淡秋一直从事文化工作，国际问题少有研究，最后没有达到要求，他只好住在招待所里等待分配。在上海的几年中，他日日夜夜工作惯了，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倒产生了苦恼。他就去找组织部长曾山，谈了自己的想法：如果一时实现不了自己一心想马上投入战斗的想法，安排别的工作又有困难，是不是回上海。曾山同意了他的要求。

     林淡秋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虽然只停留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却留下了很深印象，那是他生平第一次进入自己军队的驻地，第一次公开地同自己的同志相处，参加他们的活动，亲眼目睹新四军指战员们学习、工作、生活的情景，那些普通战士的姿影、神态，长久的留在他的记忆里。皖南的去来，林淡秋走过不少的小城市、集镇和乡村，又回过一趟家，经历了不少新的生活，也听到了不少新鲜事，感受到战争、贫穷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于是他在回上海后，接连不断地写出了一连串散文：《溪边》、《磁力》、《值夜》、《参加晚会的人》、《饥饿的古城》、《某夜》、《天渐渐暗下来了》、《冲过第一关》、《检查》等。

 

（十八）

      林淡秋要求参加新四军亲上前线的梦未能实现，回到上海后又立即投入文学创作和翻译。在这一时期，他翻译了苏联电影小说《列宁在一九一八年》，接着又花了大量时间翻译了三十万字的卡达耶夫《时间呀，前进！》还有《贵族的子孙》等。特别是《时间呀，前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喜爱这本书的读者与译者一样有远见、有信心，相信将来中国也要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书出版之后，战士们的背包里都有它的踪影。它激励千万革命战士切盼战争结束以后建设新中国。全国解放以后，此书又多次再版，特别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它真正起到了宣传和教育作用。

       在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小说《一个青年的梦》、《被损害的灵魂》、《隔壁戏》、《马逢伯》、《渣》、《寒村一宿》等。这些作品有的是写热血青年向往革命的；有的是写城市和乡村妇女的不幸命运的；有的是写美好少女悲惨遭遇的；有的是揭露国民党贪官污吏的，篇篇如刀，揭露了社会的黑暗，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

也在这一时期的一个冬天，林淡秋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日本军舰炮轰三门湾的新闻，他捧着报纸看了一遍又一遍，心头充满沉痛、愤怒和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终于踏到了神圣的家乡，夜里，他抑制不住激愤的心情，写下了《血债》一文。

（十九）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孤岛”的环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同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兵开进租界。在这种形势下，党组织决定留下少数同志转入隐蔽斗争，其余的陆续撤离上海，前往苏北根据地。1942年1月的一个下午，林淡秋夫妇登上外滩一艘客轮，告别上海。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军部指战员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党中央立即发布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军部。粟裕同志任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林淡秋夫妇到达苏中后，参加《抗战报》工作，当时报社设在耙齿林村一个中农的房子里，林淡秋担任编委。唐康此时已正式成为新四军一员，参加民运工作宣传队。

由于敌人经常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抗战报》社经常转移。有一次转到海边一个较大的村子，晚上住在一大片芦苇地里。一天清早，敌人骑着马向这里冲过来。天正下雾，林淡秋等人正在刷牙，朦朦胧胧望到远处的敌人，他们就蹲伏在地上，敌人终于过去了。报社的条件十分艰难，有一次转移到叫四灶的小镇，这里是盐场，林淡秋他们在夜里就利用盐民煮盐的火光编报纸。

     1942年秋天，苏中区党委贯彻中央局关于精兵简政、坚守根据地、粉碎日寇“三光政策”的指示，决定对党政机关和部队实行大精简，除了必要的机构合并，紧缩人员以外，分别不同情况，遣送大批同志暂时回家或到敌我双方控制的“灰色区”“打埋伏”，等待形势好转。林淡秋隐蔽在崇明岛。

       1943年夏，林淡秋等人接到党组织通知，要他们返回苏中根据地接受新任务。林淡秋被分配到《滨海报》接任站长。当时西边的三仑河镇和东边的京港都被敌伪军占领，报社全体同仁就隐蔽在公路两侧的盐民家中，边办报边应付敌人随时而来的袭击。全社10余人，齐心合力，只要知道敌人离据点越远，人数越多，全报社人员就化整为零，转移到离敌人盘踞点越近，甚至近到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有时到一望无边的荒滩，大家一起隐蔽到独门独户的盐灶老乡家，收电讯，译电讯，编新闻，刻钢板。一旦情况紧急，怕敌人觉察就把印刷器材投入水沟或埋在地下。

敌伪“扫荡”被粉碎之后，《滨海报》根据上级领导指示，改名为《苏中报》，由区党委书记、新四军一师师长兼政委粟裕兼任报社社长，林淡秋任总编辑。12月2日正式创刊，粟裕师长亲自撰写“发刊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0月11日《苏中报》停刊，共出了270期。

（二十）

       正当林淡秋在为抗战胜利而欢乐而兴奋的时候，组织上找他谈话，决定派他回上海出版《新华日报》。

       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向他介绍当时的政治形势：虽然毛泽东主席亲自去重庆同蒋介石举行和平谈判，但上海的白色恐怖依然十分严重，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贼心不死，一旦时机成熟，他还是要露出豺狼本性。上海和南京都是国民党的心脏地带，我们要在这里准备长期战斗。

在这种形势下，《新华日报》一时还不能在上海出版。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文委”决定林淡秋到挂苏商招牌的时代出版社参加《时代日报》的编辑工作。

    《时代日报》虽然挂着“苏商”的牌子，它其实是一张半公开的中国共产党党报。它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在敌人的心脏，以特殊的方式，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尖锐激烈的文字战斗。它旗帜鲜明，立场坚定，赢得了国统区广大读者的喜爱，当然也遭到反动派的忌恨。194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悍然下令，淞沪警备司令部勒令《时代日报》停刊。

     《时代日报》一共出版两年零三个月。停刊后，林淡秋又转入《时代周刊》继续战斗。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国民党老巢南京。5月25日，上海解放。

上海解放以后，林淡秋由组织分配到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工作。

（二十一）

     林淡秋是一个差不多一生都是从事革命工作的革命者，由于他从事的是大量的实际工作，不允许他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他那上百篇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和三百多万字的翻译作品，基本上都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见缝插针完成的，并且集中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初这十年时间里。

     林淡秋的第一部翻译作品是挪威作家包以尔的《大饥饿》，有五十万字，接下去他一发不可收，接连不断先后翻译了哈姆生的《生命的呼声》、苏联泮菲洛夫的《布罗斯基》、罗曼诺夫的《一个妇人的信》、罗帝洛夫的《巧克力》、还有《盲中尉》、《奇尔斯自传》、《丹麦短篇小说集》（与柔石合译）、《在西班牙前线》、《未来的欧洲大战》、《他们怎样捉住塞马伽的》、《日射病》、《复活》、《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与梅益等合译）、《华北前线》（与蒋天佐合译）、《中国的新生》、《在晋北前线》、《时间呀，前进！》等共300多万字。

        林淡秋在十年时间里共发表了数十篇中短篇小说，前期的作品大多取材他的家乡浙东的农村生活，明显地烙着家乡三门一带的印痕。在作者的现实主义描写中，突出地反映了农民对黑暗统治的愤怒、挣扎和反抗，因此当他把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结成《黑暗与光明》出版后，被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列为取缔书目。后期林淡秋所发表的小说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比前期更鲜明，更强烈，艺术上也愈加成熟，反映了“时代的脉博”。这些作品被作者以《雪》为名结集出版。

林淡秋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写了数目众多的散文、随笔以及文学理论。散文集有《交响》，随笔集有《业余漫笔》。《交响》又分为三辑：《雾》、《光》、《影》。

在文化界，林淡秋有“老报人”之称，在他的一生中，有大量时间从事报刊的编辑工作，尤其是《译报》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

      抗战前，他参加编辑革命文艺刊物《改造》、《新东方》。

抗战期间，他与梅益等人一起发起“上海一日”征稿活动，出版了一百万字的大型报告文学《上海一日》。在这期间，他还与梅益、钟望阳、王元化、蒋天佐一起创办《新中国文艺丛刊》、《奔流文艺丛刊》，与于伶等一起主编《文学与戏剧》，在苏中根据地，他主编《苏中报》。

抗战胜利后，他在上海主编《时代日报》要闻版、《时代》杂志。上海解放以后，他任《解放日报》编委，主管文艺。

       全国解放以后，他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文艺部主任。

（二十二）

       1957年，林淡秋在“友右”斗争中受到了冲击，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7月，《人民日报》改版，第八版是副刊，由文艺部负责，林淡秋是文艺部主任。副刊组分为杂文、散文几小摊。杂文这一部分的编辑是顾家熙、刘甲、蓝翎和黄岳军，劲头都很足。林淡秋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新的时代里”杂文怎么写？现在毕竟不同于鲁迅杂文的时代了。共产党领导着全国政权，共产党的机关报，从中央《人民日报》到各级党报，在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权威，报纸上，即使是副刊上发表的一篇稿件都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影响。胡乔木同志多次提出副刊一定要多登杂文，最好每日一篇。林淡秋也总想多发表杂文，杂文是整个副刊版面的灵魂。但是，杂文恰恰是一种带刺的文艺作品，有危险性，有的作者不敢写，心里有顾虑，怕犯错误，怕戴上一顶政治帽子。有的作者倒是大胆下笔，揭露时弊，但是林淡秋却不敢用。

      副刊上杂文登得多，读者欢迎，认为杂文作者替他们说了公道话，替他们鸣不平，作者受到了鼓舞。但是，受到的批评也不少，有的还来自领导部门的领导人，叶圣陶的《老爷说的话准没错》和舒芜的《说‘难免’》都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中央部门有一位负责人说：“‘老爷’就是指党”。这样一联系，批评官僚主义就成了“批评党”，揭露社会上的弊病就成了“反对社会主义”了。这样的帽子写文章的人吃得消吗？杂文的来源渐渐减少了。

      举行杂文征稿座谈会时，有人提出可以向徐懋庸约稿。徐懋庸三十年代发表杂文开始，越写越多，受到鲁迅的重视。林淡秋三十年代在“左联”时同徐懋庸一起工作过，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座谈会以后，他打听到徐在武汉工作，便写了一封信去。徐懋庸回信告诉他，自己在“肃反”运动中挨过整，已经平反了。他很愿意给《人民日报》写杂文。

接到徐懋庸的回信以后，林淡秋心里反复考虑：过去在政治运动中批错斗错的人常有，“左联”后期同徐一起工作过，还算了解。他虽然挨过批，但已经平反，现在写点文章应该可以。于是他就去信约他写杂文，徐懋庸很快寄来一篇《对百家争鸣的逆风》，署名“回春”。他看了认为写得还不错，就在那年12月19日副刊上发表。

     大概就在发表此文那一天，林淡秋正在邓拓的办公室里参加编委会会议的时候，中南海有人打电话给邓拓，问这篇文章是谁写的。林淡秋说是徐懋庸，邓拓当即回答了。林淡秋心里有点紧张，忙问这篇文章有没有问题？邓拓回答说电话并未说有什么问题，只问是谁写的。又说毛主席平时看到某些文章，都要问问。林淡秋放了一点心，想：这大概是一篇较好的杂文了。

不久以后，徐懋庸来信告诉林淡秋，《对百家争鸣的逆风》一文在他的机关里引起大波，追查写稿人。过些时候，报社编辑部转给文艺部一封信，说徐懋庸犯过几次错误，曾受到过留党察看处分，发表他的文章要慎重等等。林淡秋看了这封信，心想文中未指名道姓，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只要问题弄清楚了，受过处分的人也可以写文章，有啥关系呢？

     1957年春天，徐懋庸从武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徐在三十年代写过不少杂文，还受到过鲁迅先生的指导。以后由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他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对他的信在报纸上公开进行了批评，就是那篇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长文。林淡秋深知徐个性倔强，但有些杂文写得还可以。4月29日又发表了他的《共产党与科学》，胡乔木也认为写得较好。

     徐懋庸调到北京后，看到一些老作家对写杂文开始有顾虑，不像前些时候那样积极，就大写特写起来。在副刊缺少杂文的情况下，几个月之中他写了一百多篇杂文。

林淡秋接受徐的许多杂文在副刊上刊登，缓解了稿荒的苦恼。但徐懋庸有些杂文是发泄受整的不满，林淡秋当面批评过他，提醒他注意，但作用不大，这使得林淡秋不得不注意了。

     6月上旬，“反右派”斗争打响了，形势立即变得严峻起来。邓拓传达胡乔木的意见，要林淡秋负责检查鸣放时期的副刊版面，组织批判徐懋庸的文章。在“反右”斗争中，林淡秋的认识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作家协会党组织扩大会上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时他感到惋惜：这样的老党员，老文艺干部一下子就完了！当编委会通知他参加科学院批判徐懋庸大会，他的认识还落后于徐本人，以为徐的杂文错误是一般性的认识错误，不能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当划出一批右派分子后，特别是有的青年人划成了右派，他又感到是划错了，对犯错误的人有惜才之心。

     从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2月，林淡秋反反复复的检查了对徐懋庸及其杂文的态度上的错误。在检查过程中，林淡秋难免有感到委曲情绪，因为副刊刊登的杂文稿件许多都是由胡乔木或其他领导人批示过的，出了问题为何担子却要他独自来挑？

     林淡秋从上海抗日战争开始，他前后编过七种报纸，现在他感到责任越来越重，力不从心。他在编委会上郑重提出，要求调离报社。林淡秋的检查在编委会通过之后，他明确表达：希望上级派人来接他的班，让他做点研究文学方面的事情。他深深感到工作越来越难做，总感到自己思想认识跟不上。比如他最熟悉了解的知识分子，固然有他们的弱点，有的计较名位，有的骄傲自大，个别也有不服从党的领导的，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是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的，是愿意进步、立志报效国家的。过去并肩战斗的老战友们，有的戴了帽子，有的划成“右派”，他实在不相信这些同志会成为“右派”，会“反党”。1958年上半年，全国性的“反右派”斗争逐渐进入尾声，有些单位为了完成“指标”，还要补上几个“分子”，林淡秋听了更是摇头叹气。

      最后，《人民日报》编委会还是通过了林淡秋的自我检查，对他未作任何处分。

1958年，吴冷西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调中共北京市委担任文教书记。吴冷西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准备抽调一些报社干部去延安地区接受锻炼。毛主席指示，不一定都到延安去，可以分散一下，在全国各地选几个点。林淡秋自己提出回浙江，编委会同意他的要求。当时统一叫“干部下放”，

（二十三）

      林淡秋原先打算在故乡三门县农村三五年至少一两年再上来，不料一共只住了半年多时间。

林淡秋提着两只行李包走进县委办公室。办公室有四个干部看见进来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同志，一身整齐的中山装，一双布鞋，不知是谁，就起来相迎。林淡秋放下行李包用三门话自我介绍：“我是三门小莆村人，在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名叫林淡秋……”。话音未落，四个人同时前来与他握手，连声说：“林淡秋同志，欢迎欢迎，真没想到您会来！”林淡秋笑着说：“我这次是从北京回到家了，我是来参加家乡社会主义建设，来向老乡学习的！”四个干部中有一位是宣传部郑部长，他一定要林淡秋坐下说话，又倒了一杯热茶。

     林淡秋对县委同志说，既然回到了家乡，希望尽早把他安排到基层同农民群众“三同”。县委指定办公室的朱平凡（后改名为朱德全）负责陪他到珠岙村。当天下午，他们就动身出发。一路上，林淡秋坚持自己背背包，还关照小朱，不要把他安排在乡里，要住到农民家。小朱说：“您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又瘦弱，住在农民家生活不习惯……”林淡秋哈哈大笑说：“我就是农民家庭走出来的，怎么会不习惯，不就是‘三同’吗！”他终于落户在贫农陈介科家中。陈家生活清苦，有两个孩子，平时喝的清汤粥，吃的是咸菜。林淡秋忙对老陈说：“你们别忙，我都吃得惯，你们吃什么，我也吃什么！”陈介科的妻子心想，这是从中央下来的干部，怎能和我们一样？第一天晚上桌上特加了一盘炒鸡蛋。林淡秋批评小朱没有向陈妻说清楚，然后对女主人说这次吃过了，今后不要再费心。他一手端起炒鸡蛋，分别划到了两个孩子的碗里。每天早上，林淡秋比别人起得还早，一起出工，一起收工。这种生活与北京的政治斗争相比，显得格外平静轻松。

       1958年正逢“大跃进” 时期，到了夏收季节烈日高照，连着两个月滴雨未下，遇到了旱灾。林淡秋与社员们一起，头戴草帽，肩背锄头，足穿蒲鞋，同大家一起找水源，挖地下井，经过一个月的苦战，终于使三百亩水稻摆脱了旱情。

      林淡秋拿着报社的组织介绍信下乡的时候，并没有通过浙江省委组织部，而是直接就到三门县。几个月之后，省委几位负责人林乎加、周荣鑫等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位浙江籍的老作家、老报人正在三门家乡的基层蹲点。那时浙江省正在筹备办一所综合性文科大学而苦于物色不到一位合适的主持人，就赶快派人到三门县，将林淡秋接到杭州。宣传部副部长盛华出面转达省委领导同志的意见，希望他不要回北京去，留在杭州，到杭州大学担任副校长，领导全校文科工作。这样，1959年2月，五十二岁的林淡秋又踏上了新的岗位。

（二十四）

     杭州大学的前身是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浙江省委决定在“浙师院”基础上成立一所以文科为主的杭州大学，地点在杭州市北郊道古桥。

林淡秋初到杭大时还兼任新闻系主任。“反右派”运动以后，政治运动仍接连不断。1959年庐山会议后，杭大党委奉上级指示，又开始在全校着手部署以批判彭德怀的“万言书”为开始的“反右倾”运动。林淡秋十分为难，他负责教学业务，政治运动对教学的冲击可想而知。他不可能超脱。他深陷苦闷之中。

     1964年7月，林淡秋接到省委调令，到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分管文艺，兼任省文联党组书记。

     1966年1月1日，一场十二级台风突然而降——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北京大学的一张革命大字报”，在杭大校园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接着《浙江日报》几乎天天转载《人民日报》社论文章，忽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忽而“解放灵魂的大革命”，忽而“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忽而“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弄得人心不定，晕头转向。从6月9日起，《人民日报》又接连不断地发表社论《我们是旧社会的批判者》、《彻底打倒黑帮》、《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6月15日,省委决定派工作组进驻杭大。

     6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高等学校学生一律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几天，林淡秋被揪回杭州大学接受批判，顿时，全校角角落落贴满了批判林淡秋的大字报。林淡秋妻子唐康所在工作单位杭大幼儿园的造反派找她谈话，要她提供林淡秋在浙江搞“三家村”与邓拓南北呼应的材料，企图把林淡秋与北京的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挂钩。

     7月4日，《浙江日报》用了一个版面刊登“林淡秋的三反罪行”。杭大召开万人批判大会，第一次批判会上，林淡秋坐着摇纸扇，造反派说他不老实；第二次批斗会就让他一直站在台上，倾盆大雨将他淋得全身湿透。白天，一批批大学生轮流从林淡秋住处走过，高喊：“打倒林淡秋！”口号，中午，幼儿园小革命群众站在阳台上喊：“林淡秋，你还好意思吃饭呀，吃饱了，反对共产党、毛主席……”。天黑后，孩子们突然在窗下放一个鞭炮，“炮轰三反分子林淡秋！”此后，林淡秋和中文系著名教授夏承焘一起白天劳动改造，晚饭后站在食堂饭桌上面，“小革命”朝他俩喊口号，拍着手，又叫又跳，还丢纸条，吐唾沫。

     杭大的工人也成立了造反队伍，举着五颜六色的小旗，将杭大的教授一个个揪到校内广场，列队批斗。晚上一批批农民挤到林淡秋家，有的说：“住这么好的房子，还要反对共产党，真不应该！”林淡秋坐在黑暗的房内一声不响。

     1967年春节前的大年夜，唐康也受到了批斗：“打倒唐康！”“砸烂唐康狗头！”“打倒林淡秋的臭婆娘唐康！”

1     969年10月，林淡秋被押到乔司农场的“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71年9月13日，林彪自我爆炸，几年来日日夜夜在干校苦熬的林淡秋，，到1972年，终于获得了“解放”。

      1972年10月28日，专案组终于给林淡秋作了结论，其错误要点：

     1、三十年代贯彻执行周扬等人推行的“国防文学”这个反映王明投降路线的口号；

     2、参与反对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

     3、《人民日报》社工作期间也犯有一定错误，“副刊”在其主持下放过许多毒草，尤其是徐懋庸的大毒草《小品文的新危机》。

     4、在杭大任副校长期间重业务轻政治，在文艺、教育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

结论：综观林淡秋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他在路线斗争中虽然有一定的错误，但考虑到这些错误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所致。他在解放前后同周扬等人的关系，根据调查材料看，是属于工作关系；他入党三十多年，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我们同意，对林淡秋同志所犯的错误，着重于批评教育，不予组织处理。

     1978年1月16日省委才批复此结论。。

林淡秋本人对此结论很不认同。他搞不懂：什么叫三十年代反对鲁迅？什么叫执行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什么又叫“在文艺、教育工作中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总之，都是一笔糊涂账，批判的人说不清，做结论的人说不清，连批准这个结论的人恐怕也说不清。

林淡秋本来就身体瘦弱，再加上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已是七十高龄的他早已百病缠身，难以支撑了。

     1979年1月，林淡秋接到省委通知：恢复他“文革”前的一切职务。

     1981年12月14日，林淡秋突然心力衰竭与世长辞，终年75岁。

林淡秋毕生从事党的文艺工作，是从三门湾走出来的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老报人”。他是我们三门人民的光荣、骄傲，他的业绩在三门至今还没有人可以与他比肩。

                     

   (作者:叶溪水 )